近日，郭台铭表示，今年将会把苹果主要生产线转移至印度，计划投资5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首笔3亿美元已经到账，预计今年9月印度工厂将为苹果新品提供装配服务。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时候，富士康撤离中国的消息，被不少人视为“叛逃”。
一面是中国市场用工成本上升和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的困境，一面是印度市场低廉的用工成本和快速增长的智能手机市场新机，富士康正在经受冰与火的考验。
最终，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还是秉持了“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的信念，前往了印度市场，挖掘新机。
富士康最大的困境在于
——处处”受限“
1988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士康成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捉住机遇，吃到政策红利、人口红利的富士康迅速发展，从”三来一补“企业，成长到年收入近9000亿元，拥有员工120万人的全球最大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大众也从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转向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于是富士康首先遇到了企业发展的第一个困境——用工荒。
在2019年开年，组装华为的生产线陷入了人员短缺的情况，其他产线停工的工人被紧急送往支援，连带着供应触控配件（包括手机屏幕）的业成光电事业群也急需工人。而这样的用工情况每年都在发生。
富士康负责招聘的人明显感到招人形势大不如从前，来富士康应聘甚至询问的人，明显减少，少的不是一丁半点，而是对半减少。为了扩大招工，富士康鼓励员工发展新员工，在8月到11月的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荐一人最高奖励2500元，用工着急的部门还会抬高价格，无形中增加了用人成本。
而用人成本上升的背后，还有一个压力是：成长于物质丰富时代的年轻人，无法忍受在传统工厂流水线上做一名“螺丝钉”——束缚、一成不变、日复一日被抹去了个性和色彩，他们希望有愉悦的工作环境，期待在工作中能享受到自由，关键是进厂工作比送外卖的工资并没有多多少。
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或者不愿意久留，会导致制造业的技术断层，要知道一个高级技能的培养需要花费几年时间，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用人成本。
而神奇的是，富士康一边吐槽着招工困难，一边却又在”自打嘴巴“地裁员，这就是富士康在企业发展中的第二个困境——与苹果成为利益共同体，难撕”代工“标签。
对于苹果业务占据整体营收50%的富士康而言，富士康跟苹果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唇亡齿寒的形容丝毫不夸张，而这种唇亡齿寒的处境在2018年已经隐隐显出：富士康几乎所有产线都押注在iPhone的最新机型XR上。
据公开报道资料显示，仅富士康郑州园区就为iPhone XR配备了27条产线，只保留了4条iPhone XS产线；富士康深圳观澜园区的12条产线，也随时待命组装iPhone XR。
让富士康始料未及的是，自10月以来，消费者对苹果手机的需求呈现疲软态势，这让苹果不得不采用降价策略来回暖市场，上市才一个多月的iPhone三款新机型均降价超千元以上。
为此，苹果不得不调整新机的第四季度订单，给了为苹果投入大量产线规划的富士康当头棒喝，有数据显示，苹果在富士康的原订单需求基础上减产约500万部，减产远超其全线一周的产能负荷。
工厂效益被压缩，产线过剩下自然会通过裁员来维持经营，“鸿海集团预计裁员34万人，明年要削减29亿美元运营成本”的报道也不胫而走。
对于这种跟苹果过度捆绑的困境，富士康其实早有察觉，并作出了相应的举措：持续增加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且其投资呈现出集中化、高端化的趋势。比如在广州投资610亿元建设8K超高清液晶面板厂，以及在珠海投资90亿美元建设12英寸芯片制造厂，在河南兰考累计投资200多亿元涉足玻璃盖板业务，开始向上游元器件领域延伸，希望撕掉代工标签。
但对工业富联长期观察的互联网分析人士王吉伟认为，郭台铭不过是将鸿海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纳入其中，工业富联在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方向的业务占比微不足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副总经理王云侯同样指出，从工业富联的年报业绩中，营收报表仍旧以通讯网络设备、云计算设备的代工为主，而工业互联网部分BEACON平台本该有的强劲企业服务营收，在报表中全无体现。
虽然富士康努力转型，但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和苹果仍然是利益共同体，代工标签难撕。
而富士康撤离中国，转投印度怀抱，与其说是跟着苹果走，不如说是商人本性，看中了印度的政策红利，而这也是富士康在中国面临的第三个困境——失去了政策红利。
在人口红利消退后，地方政府的亲商政策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政府采用土地和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对于新建项目予以配合便利。现在这一政策红利正在消失，而各地的劳工政策也正在日趋严格。年轻人口的大量减少，让企业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转。印度则刚好相反，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人口红利突出。
印度成为了富士康下一个”掘金地“。
富士康最大的新机在于
——印度”红利“突出
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包括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还有政策的红利：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招商引资给外企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而现在同样廉价的成本和政策红利出现在印度：
在劳动力上，35岁以下人口占比达到64%的印度无疑是最佳的制造基地。而且，印度25岁以下人口达到5.98亿，可以保障未来20年内的劳动力充足。廉价、充足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手机厂商的低生产成本以及竞争力。
在政府政策上，印度为了促进外资的进入，推出了特殊经济区发展，并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允许区内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部分产品，二是延长区内企业在重点产品及重点市场出口促进计划下享受的优惠，三是取消区内企业替代性最低税和股息分配税。
今年，印度联合内阁还批准了2019年国家电子政策，旨在到2025年为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ESDM）部门实现4000亿美元（约2600万卢比）的营业额。它还提议在印度制造和生产价值1900亿美元（约130亿卢比）10亿部手机，其中6亿部价值1100亿美元（约700亿卢比）的手机将出口。
手机制造无疑是印度未来的重头戏。
此外印度还积极地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希望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的进入。
而至为关键的是，印度拥有着吸引着富士康转移的驱动因素——业务与需求的因素，根据Cisco Systems的一项研究，印度2021年将有7.8亿部互联智能手机，而2016年则为3.59亿部，人口红利在哪，需求在哪，工厂与手机制造业相关的配套设施就会在哪。
而富士康自然嗅到了”印度制造“的巨大潜力，早从2015年开始，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就多次访问印度，开始了转移印度的布局。
可以说，富士康的撤离中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现在只是撤离时间提前了而已。
而除了富士康，几乎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如VIVO、OPPO、小米等都在印度设立了工厂，随着更多的建厂与供应链配套建设的完善，低端制造业外流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反思，更多的是危机。
部分引用：
《“裁员风波”下的富士康：何时褪去“代工”标签?》
《宁送外卖不去工厂？用工荒倒逼制造业转型》
《富士康苹果三星跑印度建厂，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危机与反思》
《富士康的尴尬：一边要上线4万台机器人取代人，一边包吃包住月薪3500招不到人》
《中国人口红利羸弱 富士康加班费可达工资60％》
《外资政策将成为推动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印度内阁批准2019年国家电子政策 在印度生产10亿部手机》
文章作者：橙汁
文章关键词:郭台铭丨富士康丨印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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