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富士康主板生产线上的女工。（王轶庶/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十年·未忘”之“新闻续集”）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陆续发生18起自杀事件（据长期关注的学者统计），造成14死4伤的悲剧，被舆论称为“连环跳”，引发社会对“血汗工厂”的大讨论。4名不幸又幸运的伤者中，湖北女孩田玉当时还不满17岁，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十年里，她奋发过，消沉过，终于找到一份普通而充实的工作和一个爱的人，得以离开对外界关注的依赖，重建自己的生活。在田玉身后，更年轻的工人走进工厂，而工厂本身，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已经没有人——包括田玉自己——能说清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她不愿回忆过往，但她清晰地知道，当初作出的那个决定，她后悔了。
当年还是南方周末实习生的刘志毅，在富士康卧底时，时常听人谈论自动化替代人力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替代成本会很高，时间也会很久”。
田玉（农健/图）
26岁女孩田玉满意如今的淘宝客服工作。一周分早班、中班、晚班，虽然上班时间不同，但她始终可以待在家里。一个月上二十余天班，总能休息四五天。工资足够养活自己，还可以和丈夫朝夕相伴。
她在2018年国庆节期间认识现在的丈夫，不久后的元旦就结为连理。上晚班时，00:30才下班，丈夫会等着她下班才一起入睡。
能记起田玉另一个身份的人已不多——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中的幸存者。当年3月17日清晨，才到富士康上班一个月的田玉没去做工，从4楼宿舍一跃而下。很难说她幸还不幸，她成为富士康18名自杀者中的4名幸存者之一。前一天，她经历了找不到工资卡、被各级领导扯皮推诿、身无分文走回宿舍等等遭遇。
已经没有人——包括她自己——能说清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她不愿回忆过往，但她清晰地知道，当初作出的那个决定，她后悔了。
2010年让整个中国制造业难忘。一名富士康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时，富士康全国的工人急剧增至一百万左右，基层管理并未适应工人剧增的工厂规模，很多问题明显地爆发。富士康是经济全球化进程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薄利多销的代工企业背后是难以消弭的劳资矛盾。
2019年底，南方周末记者重访深圳龙华富士康。如今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仅十几万人，而10年前，这里生活着三十多万谋生者。这名富士康内部人士说，2010年惨剧发生后，富士康意识到规模过大带来的管理难题，也有意识地在减少工人数。同时，富士康的全国布局在变迁，成都、郑州等西部地区的园区逐渐成立，一些工人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打工。而另一重背景是，中国代工业的内外部竞争在日益加强。
“好好生活，再生个自己的宝宝”
活下来的田玉，在深圳经历手术，幸运地苏醒、恢复。好几个大学生陪伴在她身侧，捱过一段黯然的时光。她感念曾帮助她的那些大学生，如今，她对遇到的大学生也抱持特别的好感。富士康承担了她在深圳期间治疗的费用，再给她18万元作为赔偿。在深圳治疗7个月后，田玉回到湖北襄阳的家。
她持续在武汉、襄阳的康复中心接受治疗，逐渐恢复了部分自理能力，可以自己穿衣服，上厕所，还有洗澡。恢复虽缓，但总有进步。武汉的治疗费有2万多元，而襄阳那家鄂西北工伤康复中心则免费为她治疗。
在襄阳治疗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无论大事小事，她都会去找那位咨询师倾诉，在田玉的叙述里，那位和她父亲差不多年龄的咨询师，就如同她的知己，也和她一样喜欢种植物。
2010年，一些来看她的人送来一本手工艺书籍。她对此颇感兴趣，开始根据书里的内容做些手工艺品。到了年底，她制作了一批布制拖鞋。次年，布鞋在微博经一些明星转发，悉数卖出。2012年，她开始做洋娃娃，每做1个洋娃娃，需要1周时间，她做了四五个。但最终洋娃娃质量不过关，没能如愿卖出。
接下来的2013年，她的生活陷入消沉。腿上的伤口复发感染，经常发烧，在家躺了大半年。田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两年，她没工作，也没目标，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她时常发呆。发呆时就会看着家里的植物，玉树、千足葵、幸福树，盯着植物的时候，“心情也变得美丽”。那时她脸上很少挂笑容，而她本来是个爱笑的女孩。
2014年，有位纪录片导演来看她。导演和她长谈，聊人生价值，亦劝她振作，更具体的内容，田玉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导演给她寄了34本书，所以那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读书。她最喜欢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因为书里写的是一些她永远无法抵达的生活——生病后她再没有机会旅游，阿勒泰的草原和湖水让她心驰神往。还有书里生机勃勃的人，女孩在清澈的溪流里洗头、洗衣，在草原上牧羊。
李娟一家跟随季节流转迁徙于夏牧场和冬牧场之间，流动的生活让她走遍阿勒泰的各个角落，而田玉被固定在一张窄小的轮椅上了。
心情逐渐平静，2015年，她找到一份淘宝客服工作，生活开始变得充实。工资受到答问比、响应时间、成交率的影响，她每天在电脑前坐8小时，双十一、双十二还得加班。
生活日益向好，内心总有小小遗憾。当年去深圳，她不到17岁，在技校财会专业毕业不久，对大城市有向往。如今在襄阳农村，一切都那么平常、无聊。农村里打的难，无障碍设施配备不完善，轮椅上的她出行并不方便。
但她心里明白，可预见的未来里，她会一直在这待下去。“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和我老公一起好好生活，再生个自己的宝宝。”她说。
田玉的后来者们
田玉是富士康百万工人里普普通通的一个，不幸却又幸运的那个。
一名曾于2007-2009年在富士康从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富士康对流水线的管理极其精细，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每天在车间要走的路，一个零件到另一个零件的距离。而内部等级众多，从员到师再到管理级，上下级分明。10年过去，富士康仍像厂房内部的一台台机器一样，精密地运转，效益最大化，这是整个制造业普遍的追求。富士康用军事化的管理，让工人像一个个零部件那样被嵌入流水线。
烟台富士康员工普克是新一代打工者。他工作了六年，仍然没有从基本的员级提升到更高的师级。在富士康，他鲜有朋友，但相比孤独，他更容易感到迷茫：“一个月拿三千块，天天上班，也犯愁，看不到出路。”普克说，不工作时，他一般会刷手机和睡觉，看抖音、快手和西瓜影音上的搞笑视频，有时也会浏览知乎问答。他的知乎首页上有很多关于烟台富士康工厂的回答，与交谈中透露的迷茫不同，在回答中他曾提到：“为一个普通人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富士康最大的价值。”
“当初犯下的错，谁让自己不好好上学。”他这样解释自己如今的处境。
和普克不同，淮安的于木毕业于二本院校，一开始就是师级员工。他被安排在周边部门，工作相对清闲。刚毕业到淮安富士康时，他很不适应，常常感到和其他员工有隔阂，员工打饭时不排队的习惯也让他无所适从。高峰期下班的出口处密密麻麻都是人，彼此推搡挤挨。二本毕业的他不甘于永远在富士康干下去，他将这段工作经历看成自己的跳板，“也不知道自己会干到什么时候，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暂时对付着干”。
社科专家的研究里，不同时代的打工者，面临着不同的时代境遇。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第一批打工者进入城市，通过打工赚钱后，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盖房子，娶媳妇。1980年代后出生的打工者与父辈不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户口门槛让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市民”，但农村的土地又越来越难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常会陷入留不下来又回不去的困境。
而199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打工者又有差异。即便考不上大学，父母也会期望他们有更好的教育，因而很多年轻人都进入职业学校，他们自己也会期待职校教育能给他们带来技术上的提升，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但现实往往很难实现父母和他们自身的期待。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5年，深圳富士康基本工资涨幅为11.4%到12.8%，而同期的物价增幅为16.9%。更严重的是，富士康工人的工资通常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与福利补贴等部分构成，基本工资增加的同时，由于加班减少，补贴取消，很多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更少。和10年前一样，工人仍要依靠加班获取大部分收入。于木说，淮安富士康生产工人的工资已经四年多没涨，2014年时每月三千多元，2019年仍然如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观察到，城中村改造是另一个关乎务工者生存境况的背景，这项本来出于好意的政策，也增加了工人的生活成本。改造之前，他们的房租可能只要四五百块，但改造之后普遍要到八百到一千。
十年过去，工人并未被机器取代
但10年间，工人的富士康生活依然改变了很多。
2019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走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这也是富士康总部所在。
这是个如同高校的工业园区，超市、餐厅、咖啡厅、观影室，一应俱全，工人上班无聊、机械、重复，下班喜欢玩网游，工业园里就相应配套了网咖。还有中医诊所，针灸、推拿，服务着十余万工人，他们会有肩颈方面的职业病。
2010年悲剧发生后，富士康在员工宿舍的阳台上都装了铁丝网，以期挡住某种冲动。几年后，随着自杀案例减少，这些网也都逐渐拆除。田玉跳楼一个月后，2010年4月21日，富士康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关爱中心里，有倾听室、纳言阁、宣泄室等用以处理员工心理问题的区域。宣泄室里的假人和拳击手套特别抢眼，心理压力大的工人可以到这里，“全副武装”宣泄，时间一般在30分钟内。
关爱中心还设有两个热线：心灵热线，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接听，提供心理咨询；而关爱热线，则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比如工人找不到钥匙了，也可以找关爱热线解决。
工会也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在深圳总部工作的李九一也是二本毕业的。平时喜欢电脑的他，报名参加了C语言课程，如今他已经转行，做起了程序员，工资也提高了。他说在富士康接受的免费课程使他受益很多，他感激富士康给自己带来的成长。
普克也听说过工会举办的线下活动，如跳绳、拔河、知识竞赛等，但在他看来，基层员工在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后，很难抽出时间来参与这些活动，“定人定岗，你走了，工作怎么办，产量怎么办？”这些娱乐活动也大都由比较清闲的岗位上的员工参与。富士康另一名官方人士有不同说法，一开始，富士康常以园区为单位举办活动，后来发现各个部门、产线忙碌周期不一，根据具体订单有所不同，举办活动又以各部门主办为多。
至于工会的实际作用，多名富士康工人表示，“小问题能解决，大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于木眼中，工会只是一个节假日发发礼品、偶尔组织活动的部门，工人很少参与劳资谈判过程。
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动化。
当年还是南方周末实习生的刘志毅，曾在富士康卧底28天。他记得，在他卧底时，富士康时常有人谈论自动化替代人力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替代成本会很高，时间也会很久”。
但替代其实不久后就发生了。李九一2011年在富士康实习，一开始在流水线上给游戏机两边涂胶水。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剂到包装岗位，因为原来的工种被机器取代了，机器可以重复进行涂胶水的工作。
前述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工程师也说，富士康的机器人研究早在连环跳发生的2010年前就已开始，研发投入并不小，有专门研发部门，其他部门也有对接人员。
前述富士康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2016年，全国富士康工厂大概有6万台机器人，但取代的工人数量不好统计，有些工人会被替换到其他产线，有些产线会让机器人和人工配合。而且富士康内部不太倾向“机器换人”这种提法，更喜欢说“解放工人生产力”，企业也不愿公布相关数据。
不过，他也强调，机器人在每个行业运用的形态和程度都不一样，在电子行业就不像汽车制造应用那么深入，对自动化的水准要求也更高。如今机器人技术还只能做一些重复、繁杂、机械性较高的工作，例如搬运、抛光打磨，涉及后端制造更精细的工作，还得依靠人来完成。“人可以做得更好”。
工人也没有感觉到因为自动化裁人。“裁人是很少的。一到春节就会走很多人，工厂人员如流水，厂里对工人的需求还是很大。”富士康龙华科技园里一名工人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普克、于木、李九一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闫力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