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2014年9月30日,在留下这首悲愤之作后,诗词的作者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从公司的高楼一跃而下,十个小时之后,他在微博提前设定好的内容自动发出。
这是许立志第1001条微博,也是最后一条。
许立志的结局,其实只是2010年富士康所遭遇的那场舆论风暴的余波。
2010年5月21日,富士康一名21岁的男性员工从七楼宿舍纵身跃下,这是富士康深圳园区在当年内发生的第十起坠楼事故,如此惨剧在短期内接二连三地出现,自然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怒骂,如狂风暴雨般砸向了富士康管理层的办公室。
为了应对这场舆论风波,富士康最终不得不宣布将在河南郑州增资建厂,降低深圳园区的产能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舆论风暴加速了富士康的产业中心由深圳向郑州转移,在此之前,富士康已经连续寻找了三年工厂内迁地,但一直没能敲定,直到十连跳风波爆发之后,富士康才飞速的接下了郑州抛过来的橄榄枝。
宏观数据来看,郑州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富士康的到来,确实推动了郑州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成为了郑州经济腾飞的拐点。
根据郑州发布的数据显示,富士康内迁郑州的2010年,全市从业人员469.3万人,等到富士康投产的2011年,这个数据就涨到了514.5万,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变相带动了全市增加了45.2万个就业岗位。
同样暴涨的还有进出口额数据,作为一个内陆城市,郑州在富士康没来之前,在外贸上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2010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只有51.6亿,富士康2011年投产后,直接飙涨到了160亿美元,增长了210%。
除此之外,作为苹果供应链中的组装厂,富士康的到来还带动了产业供应链上下游的集体搬迁入驻,富士康没来之前,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不到150亿,如今规模已近5300亿,十年时间翻了35倍。
在富士康带来的超级聚集效应之下,郑州市由原来的劳动人口流出省会转变为流入城市,常住人口由2010年的862万增长至2020年的1260万,其地位也从原来的“大一点的县城”跃升为国家中心城市。
有句俗话说,人有点成就,难免会飘。
我们这些围观者仅从数据就能知道富士康对郑州的意义,作为亲身参与其中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自然更加懂得富士康对当地的重要性,于是,他飘了。
012019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一场直播中,面对主持人如何看待富士康与大陆的关系时,郭台铭说:“是大陆需要富士康,我是给他们饭吃。”
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网上关于富士康迁出中国的舆论,他回道:如果敢叫我搬,我马上就搬。
那一年的郭台铭,可以说是将狂妄两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他之所以如此之飘,实在是因为富士康对于郑州来说,太重要了。
2019年,郑州的进出口总额为4129.9亿,在这其中,由富士康贡献的份额,占了81%,仅仅只是一家企业就占了全市进出口总额的80%,这是何等恐怖的数据,就算是将范围放大到整个河南省,富士康的占比也依然夸张,2019年河南全省进出口总额5711.6亿,它占了59.9%。
除此之外,富士康还是全国进出口数额最大的公司,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协会发布的中国外贸500强排名中,富士康在前十名中独占三席,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别占据榜单的第一第四和第五名。
如果说富士康对郑州的重要性给了郭台铭飘起来的资本,那么自2018年中美摩擦渐起而掀起的中国制造业外迁潮,则给了郭飘起来的底气。
2017年,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兴建全美第一条10.5代LCD液晶面板生产线,预计将给当地带来13000个就业岗位,郭台铭的这个投资决策,被特朗普视为美国制造业重生的标志,他为此专门参加了工厂的奠基仪式,并称这座工厂将会是美国的第八大奇迹。
2018年中美摩擦渐起后,出于规避风险和关税优惠等原因,美国不少品牌都希望在越南投资建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加工制造业出现了外流趋势,苹果自然也不例外,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加工厂之一,大客户的表态,也让富士康管理层从上到下愈发的有恃无恐。
2019年,苹果开始将部分耳机产品转移至越南生产,富士康董事长刘杨伟当即在公司发布会上表示,若客户有需要,有能力快速将生产线转出中国。
不久后,富士康宣布在越南北江省投资2.7亿美元,建设iPad和mac生产线。
02这并不是富士康第一次表露出将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倾向。
作为富士康的大客户,苹果对于供应链的管理的要求相当之高,一直以来,苹果产品的生产都高度依赖中国,根据媒体的报道,全球80%的iPhone手机,是由郑州富士康制造的,70%的苹果ipad,是由成都富士康制造的。
生产的高度集中,除了便利之外,通常也意味着有一篮子鸡蛋全部打翻的风险,因此从2015年开始,苹果就在寻求将产品的产能向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转移。
于是富士康在2015年就和印度签署了一份价值5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约定2020年前,富士康将在印度兴建10-12座工厂,并提供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
印度工厂刚开工的时候,富士康的管理层确实开心了一阵,毕竟其1000元的平均劳动成本,相较于中国来说低了一大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印度的工人普遍不愿意加班,导致富士康的许多生产任务没能如期达成,其次则是原先当地答应好的物流、电力等设备没能完善,使得富士康在印度生产的综合成本不断上涨。
多方考量之下,富士康最终决定停止在印度的扩建计划,现有的工厂则主要生产iPhoneSE等技术上相对落后的机型。
除了印度计划失败之外,富士康在巴西、印尼、美国等地的投资建厂也都先后夭折,原计划投入100亿美元的美国第八大奇迹工厂,最终只投入了6.72亿美元。
所以,富士康真的能如他所说的,轻而易举地离开中国,在大陆建厂是赏饭吃吗?
众所周知,富士康在苹果的供应链中,是最后的总装生产环节,手机的其他零配件则由苹果在全球总计200多个供应商生产提供的,而在苹果最新公布的2022年供应商清单中,中国公司的数量为97家,占比约为48%。
如此比重的供应商名单,几乎已经决定了,以相对合适的劳动成本在中国组装生产,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富士康落地郑州,能带动整个郑州电子信息产业腾飞的原因所在,由超级品牌带来的超级集聚效应,对于这个生态中的每一个企业、乃至于产业工人来说,都是利好的。
而当行业的超级聚集在一个地区已经完成,一家工厂的兴衰与否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对一家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组装工厂来说,可替代性太强了。
至于客户的订单问题,还是回到苹果的供应商占比中来,48%的供应链占比,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苹果规避华为风险的保护伞,苹果是有将产能转移的意图,但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
如果非要说赏饭吃的话,其实是郑州赏了富士康十年饭吃,2010年富士康急于将产能向郑州转移,除了应对舆论之外,还有很大的因素是自2008年开始执行的税收优惠即将到期,2010年后,深圳富士康将按照法定税率纳税。
而郑州为了招揽富士康,开下了5免5减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前五年免税,后五年减半。
如今十年已过,富士康的税收优惠政策到期,而它似乎又一次站在了舆论风暴中心,这一次,富士康还会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