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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 虚构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9期、《十月》2020年1期

本刊4期“非虚构”栏目推荐的《我的二本学生》一文中，在南方一所普通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的作者黄灯，基于来自课堂内外的切近观察与日常交流，以及对毕业生境况的持续追踪，尝试以个人化的表达与反思，描绘“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生存图景——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就该拥有爱情的时代，他们隐藏在各类“小确幸”里，隐藏在社会坚硬的阴影下，拥有年轻躯体，却任由青春缄默……

如作者所言：“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如果你也是“二本学生”，正经历或经历过这一切，如果这群“二本学生”的命运牵动了你的情绪，欢迎把你的故事与思考分享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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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 | 非虚构

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班主任》创作谈

文 | 黄灯

从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如果说，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来自时间维度的代际隔膜，那么，到2016年第二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则来自网络原住民一代出路的日渐逼仄给我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起点的相似，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的成长和学生进行对比，《班主任》一文是此种思索的结果。

先说说两次当班主任的不同感觉。第一次当班主任，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0年，学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有个性，活泼开朗，深造意愿不强，整个班没有一个人考研，珠三角良好的就业势头，让他们顺当地融入了社会。跟踪他们毕业后的境况，最后留在珠三角一带的学生占到70%，留在广州和深圳的有17人，90%的学生，都买了房子，过得还算安稳，我盘算了一下，到2010年左右，一个二本院校的学生，和我大学毕业时候文凭所承载的附加值相差不大，教育对学生命运的改变，依然明显。

但仅仅过去9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16年接手1516045班时，我发现学生越来越沉默、非常听话，很少叛逆，男孩几乎不追女生，女生想一个人过日子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种无形的压力将他们笼罩，大四时候，有1/3的学生选择考研，毕业临近，通过和他们聊天，竟然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广州，没有一个农村学生，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买得起房子，好多女孩描述她们的梦想，“一只猫、租间房、将父母接到身边”。在毕业前夕，他们喜欢用“咸鱼”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用“上岸”来形容找到工作。不能忽视的是，我的学生，90%是来自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我任教的学校，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但70%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全国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情况，可想而知。

讨论课的一组学生

在教1516045班时，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方面，如何理解年轻人，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代沟”这个词，根本无法描述代际之间的隔膜。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身上最为真实地铭刻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如何理解这代年轻人，对我而言，既是现实需求，也是工作的客观挑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短短的九年时光之内，就能导致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经验，如此快速地失效。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无可逃避的网络时代，以及网络时代碎片化表征，显然也需要持有更多的警惕，在我看来，碎片化不意味着多元化，它不过更为巧妙地掩盖了社会越来越本质主义的倾向，在巨大的碎片化泡沫下，时代呈现出了越来越坚硬和确定性的一面。

在几年的班主任经历中，不能否认，对我的学生而言，就算进入最普通的大学，也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他们走进大学的代价，远胜我当年，但他们文凭的含金量，却早被大大稀释。90年代初期上大学固然难，但一旦考上，就意味着人生的根本改变，上学不要学费，每月有生活补贴，毕业包分配，到单位以后，能解决住房难题。但现在，对1516045班的学生而言，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赖市场化手段以个人力量去解决，农村孩子的学费依然需要几个家庭才能凑齐，生活费需要课后打工才能获得，工作需要拿着简历去海投，住处需要在城中村的角落去安顿。教育彻底市场化固然提供了某些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由此带来的群体分化的后果，主要由弱势的非985、211农村大学生来承担。

我不否认，在和学生多年相处过程中，直面他们学习、生活、就业、考研等各类具体的困境后，我脑海一直盘旋一个问题：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他们的出路，是否和下面的追问有着更为隐秘的关联：为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同个人奋斗的路径？为什么他们会自动剥离个体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大学的鄙视链到底如何形成？看重第一学历的血统从哪个节点开始？名牌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从什么时候理直气壮的强调985、211的重要性？这些情形和应试教育之间愈演愈烈的现状，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必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生存状况的恶化，通过这一条隐秘鄙视链的形成，开始被巧妙掩盖，并成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对自身的质疑？我所教的这些孩子，在第一次人生的竞争中失败后，只能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高校，到底承受了怎样的代价和压力？普通年轻人状况的恶化，通过一系列程序的正义，到底怎样不动声色地锁定了他们往上流动的可能？

我相信中国的很多家长，并不知晓自己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具体情景，也相信不少中学老师，在应试教育的鸡血中将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后，并不太关心中学岁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记，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漫长程序中，学生的成长恰如一个标准构件的锻造，我不过一个站在普通大学门槛的收货者，完成了签收程序后，来到身边的孩子，不过一群早已被磨砺规整的半成品，《班主任》的完成，不过我借助职业的便利，在知晓年轻人的一些事情后，自作主张的理解和记录，我知道它暴露了我对年轻群体无法穿透的隔膜，也知道它无法解答我的诸多困惑，我所想做的，不过通过文字，记住一个群体的模糊身影，唤醒更多的成年人对他们的关注。

一个让人内心踏实的时代，不在于给精英提供多少出路，而在于给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机遇。

2020年3月9日

发表于《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我的二本学生（节选）

文 | 黄灯

1516045班：

湛江女孩

关于90后孩子的描述，“亚文化”的笼统概念，显然只能勾起我更多关于城市孩子的想象。在给1516045班上了两个学期的课后，他们身上笼罩的网络色彩，逐渐淡去其神秘面纱。我校准班主任的焦点，发现在网络世界以外，他们所浸润的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除了“网络原住民”“宅男”“腐女”“颜值”“玄幻”“仙修”这一套呈现他们日常的词汇，出现在学院困难名册上的“低保家庭”“单亲家庭”“母亲残疾子女”“特殊困难”“困难”“孤儿”，同样是呈现他们真实的另一组词汇。我意识到，在他们的世界中，包含了两组话语体系，在“课堂”“班群”这样的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不经意就溜出网络词汇的影子，但进入私下的交流，例如在与我这位班主任的例行谈心中，他们能立即切换到另一套话语系统，一套与他们的父辈、老师共享的话语系统。

下面是2017年11月14日，在班主任工作的例行谈心中，来自湛江的秀珊和我说的话。在班上的学生中，她是唯一主动约我的人，但在具体的聊天过程中，她说的话，最让我意外。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我靠得极近，每次目光相撞，就拿书挡住嘴巴，黝黑的脸庞立即浮现满眼的笑意。她几次兴致勃勃地邀请我去家里看一下，但进入订票的环节，最后反悔，终止了行程。我原本想通过实地感知，去解读与她谈心过程中，被隐匿的诸多“梗”，这个愿望，因为她“没有必要跟别人说太多家里的事”，就此搁浅。

我出生在湛江廉江，家里的门牌都看不清楚，邮政送录取通知书时，要一家一家地问。我中学时，爸爸在一家石灰厂上班，后来做不下去了，进了一个玩具厂。在我初中以前，妈妈一直在镇上工作，我上初中后，她去了东莞，今年到了广州，住在芳村，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妈妈打工。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个弟弟，家里太复杂了。念大学的，到现在只有我一个。我姐小时候成绩挺好，到初中后一般般，就作文还可以，她初中毕业考上了湛江一所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但不想去，就外出打工了，可能是不想当幼儿园老师。我哥初中时像一个流氓，就会打架，离中考还有一个星期，突然说不读书了。我姐大我哥两岁，我哥大我三岁，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弟弟在一起，小时候会和弟弟去田里、小沟里抓鱼，有时会捉到水蛇，有一次在香蕉地里，用那个簸箕在水里赶鱼，结果没赶到鱼，赶到了两条蛇，到现在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感觉还挺快乐的，后来长大就不行了，再大一点点又不行了。我跟我哥、我姐之间，没有和弟弟那么亲密，他们上初中时，我比他们晚了两三年，所以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他们两个像大人。我弟弟连初中都没读完，就回家了，他被抓回家了。我们家的关系太复杂了。

我们村是镇里最乱的一个村，很大，偷鸡摸狗的人好多，吸毒的人也很多。我念初中时，村里吸毒的风气非常盛行，堂哥吸毒，堂哥那个年纪，是个人，都会吸毒，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堂哥与堂嫂离了几次婚又复合了，我搞不清堂哥对堂嫂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堂哥吸毒期间没有理性，很多事情都很残忍，我侄女在场，我觉得更残忍。堂哥一直想要个男孩，但生的都是女孩，现在有三个女儿了，堂哥家第二个孩子一直放在我家，因为奶奶要带小堂嫂刚生的那个孩子。我大堂嫂和小堂嫂本来差不多同期生孩子，我在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堂嫂的孩子没有生下来，太残忍了。村里就是这样，都想要男孩，我喜欢我侄女，觉得她们好可怜，我的情况正在她们身上重演，但是她们不像我喜欢读书。我们村里，很多人读到初中都不读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村只有我一个大学生，村子闭塞到什么程度？像我考上大学，村里居然还有人问，毕业以后分配到哪里工作，然后我说没有分配，他说你怎么考上这样的大学啊？我说现在的大学都没有分配，他就觉得我考的大学有问题。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关系也不好，因为从小封闭，只跟自己玩，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上初中后，基本就我一个人，我都是自己长大的。初三第一次去我妈那里，在东莞，她见到我，不让我叫她妈，因为她跟工友说，只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我一点情绪都没有，所以上大学后，我也很少去芳村看她。我从小对父母印象不好，他们总是问我，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怎么知道，反正越长大就越无所谓了，也能理解一些东西，是的，从原生家庭的伤害里跳出来，太难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没什么书读，读的都是哥哥、姐姐初中留下来的政治作业、材料题。八九岁上学时，有个老师，一直拿粉笔砸我的头。我当时会乘法口诀什么的，有些字也会读，课文也懂，然后我妈认为我可以跳级，但校长不同意，我妈就一直往学校跑，然后就同意了。但那个老师对我很不满意，比如我现在的位置，在第一排，那个老师不让我坐第一排，把我调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上课，看到别人举课本我也举，他们放下我也放下，有一次，还没来得及放下，老师就拿粉笔砸我的头。从小到大，我很少碰到合格的老师，他们大部分喜欢板着脸，教训学生。尤其是我高中那个老师，对学生很不好，你知道他怎么骂我们吗？我们学校有个下坡路，那里有个很大的垃圾厂，他说我们就像那里的垃圾，我们都被骂习惯了，也麻木了。有一次，他儿子半夜发烧，第二天到学校后，他对我们很生气，其实他儿子发烧关我们什么事呢？但我也碰到过好老师，六年级时，有个杨老师教我，我感觉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除了杨老师，还有一个老师对我也很好，她将我当女儿看，她有两个儿子，但是没有女儿，她不介意我叫她妈妈，我们关系就是很好。

进到大学后，我感觉学校和自己的想象差太远了，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宿舍六个人，平时都很忙，基本没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动、方向都不一样，有个女生，她平时做那种高大上的兼职，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划书之类的，还有一个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个呢，热衷研究少数民族，学习藏语之类的，还有两个喜欢打游戏，但我不能告诉你。

今天上课的时候，讲到方方《风景》里面的二哥，我感觉和他就很相似啊，他通过另一个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但我的生活是在这边，没有办法脱离这边，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可以用绝望来形容。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累了，我以后想过很普通的生活，其实我理想的生活，写作就可以了，我喜欢音乐，还可以帮别人填词。

我大一的时候，还挺好的，但现在热情被消解掉了，曾经的设想也破灭了，活着就好，活着，要求就这么简单，有时想想，还不如一无所知，比较幸福。谈到毕业以后，要留广州还是回老家？我们很年轻，不想回家，但留在广州的话，可能一个月的工资，付完房租都没有钱买衣服了。

秀珊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总是说到她的家庭很复杂，但她欲言又止，并不愿和我多谈家庭为什么复杂。她跳跃的叙述，清晰地呈现了故乡廉江村庄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轻女、父母关系不和、一个人长大、封闭的村庄、吸毒的堂哥、被引产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鱼的快乐、热爱读书的天性、砸粉笔的小学老师、称学生为垃圾的高中老师、热爱写作的梦想、活着就好的淡然、无法留在广州的失落，当然，还有给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杨老师，待她像妈妈一样亲切的女老师，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目中勾勒出了秀珊成长的基本底色。

她没有告诉我妈妈从事的职业，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大一还有目标，到大二则突然破灭，她没有改变命运的决心，也不知权衡和计算人生的紧要环节，并且拼尽力气去争取该得的一切。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消极，但我却从这理性的消极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明心见性的智慧和残酷的真实，她看到了很多，明白很多，懂得很多，但她不说。

班上更多的孩子，尽管情节无法与她完全重合，但在最本质的方面，却与她有着相同的命运。下面，我说说同样来自湛江地区的胡小芬。

胡小芬1996年出生于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小时候，小芬整天和同伴爬树，玩一些游戏，性子极其野。小学五年级时，妈妈外出打工后，爸爸和奶奶去田里劳作，就会把她托付给姑姑照顾。姑姑嫁到了邻村，村子近海，孩子们穿过一片小树林，就能迅速到达海边，捡螺、捡贝壳、赶潮，成为海边孩子童年的乐事。尽管大人不准小孩去海边玩，小芬还是会经常和姑姑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结伙溜去海边。捡螺是小芬最爱干的事情，每次回来，她怕姑姑发现破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赶紧去别人家，将弄脏的腿脚洗干净。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大妹妹性格孤僻，不爱说话，比她小两岁，因为年龄接近，两人经常打架。弟弟比她小八岁，最小的妹妹比她小十岁，两个性格极其活泼。小芬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给最小的弟弟妹妹喂饭、洗衣服，“除了晚上，最小的妹妹，几乎就是我带大的，大妹妹也是小孩，总是将他们弄哭，而我必须想办法将他们哄住”。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相比秀珊的村庄，小芬显然更幸运。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她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事实上，乡村图书馆的书几乎全是盗版，图书的质量也粗劣不堪，但小芬还是为此庆幸不已，至少她能从图书馆借阅到金庸的小说。初中时，为了省钱，过一段时间，班上会组织同学统一去网上买便宜的盗版书，这同样成为小芬早期阅读经历中难忘的记忆。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个孩子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小芬知道，大妹妹极为内向的性格，就和父母过早离开她有关。堂叔的两个儿子，原本成绩很好，也是因为堂叔、堂婶闹矛盾，导致堂婶外出后，两人的成绩急剧下降，三科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分，而且总是恐吓养育他们的爷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六百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胡小芬的性格较之吴秀珊，显得更为平和、温驯，这和两者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有一定关系。但从具体的生存境况而言，拨开两者成长过程的一些具体差异，会发现承载计生政策的后果、贫穷、孤独、看不到出路等方面，都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是1516045班学生，常见的家庭标配。

我从内地来到南方，在广东从教十几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情，来自计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计生政策并未完全执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极为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课堂上的学生，会完全颠覆我此前的认知。对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学生而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经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生活常态，伴随这一无从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随父母居无定所，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隐匿痛苦。与多子女相伴的现实，是贫穷。贫穷对学生的心灵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之内地，应该光鲜很多，而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比较起来，并无明显优势，有些甚至更为落后。从学院2016—2017年度，家庭经济困难汇总的情况可知，全年级有一百六十人申请补助，其中特困三十七人，贫困一百二十三人。以2015级为例，申请贫困补助的人数四十九人，其中特困十人，贫困三十九人。换言之，在全年级的二十四个班中，有四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而我知道，碍于名额限制，有不少孩子，像胡小芬妹妹一样，根本没有统计在内。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多子女家庭，因为亲子关系欠缺所致的孤独童年、留守经历，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秀珊用“我一个人长大”形容这种状况，小芬也不否认五年级后父母离开她的遗憾，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团聚的家人，是她们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压力大，父母的主要时间，都在为生计忙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父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和代价。

当然，对即将结束大学时代的1516045班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最真实和沉重的情绪。对比我带过的两个班，我明显感到1516045班孩子的精神状态，比不上062111班富有活力和朝气。尽管062111班是我们独立成系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各个方面都处于一种摸索和未知状态，但因为整体经济形势好，房价也相对合理，大部分学生，并未表现出悲观和迷惘的精神面貌，更没有一个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竞争力，拼命去考研。而到1516045班，客观而言，不管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一直是我们学校在广东高校中拥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还是难以舒缓学生对未来和前途的深重担忧。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早早谋划考研，班上考研学生的比例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对农村孩子而言，经历过大一的兴奋期后，一旦认清真相，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往往会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期，但我没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长，以至大四来临，还没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经历过和学生的常规谈心，并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认，在网络貌似平等的空间以外，在私下的场合，他们曾经用另一套语言，向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维度，在很多方面，他们接续了062111班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并且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从未想过留广州”

毕业季来临，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打着领结、穿着皮鞋的年轻人。他们脸蛋洁净、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新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熬过大一的迷茫，进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39路公交车站，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属于他们的网络世界，一到毕业的关口，便显示了二次元的无力，便捷的电子设备，除了让他们更快地叫上快餐，更方便地办理“花呗”，现实的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龙洞的房价，随着六号线的开通，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对062111班而言，“房价”这个词，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谁都没有想到，“房子”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但对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他们无法视而不见。

课堂上，莫源盛坦陈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他们那个小镇，在他念高中时，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他不能理解，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到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数字的变化，恰如魔幻，让他诧异，也让他心惊。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和秀珊一样，源盛考上大学时，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你就好了，读大学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觉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从郁南遥远的大山，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赤裸的房价，将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览无遗。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大一的时候，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诉说，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打着火把才行。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他悄悄地关注现实，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的尺度。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现在发现，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大二时，他曾偷偷留意师兄、师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点的单位，“非985、211，非硕士不可”；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他挤地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流行“活着就好”的信条。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但坚硬的广州，算来算去，仿佛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在此驻留。他在默默的观察中，和小芬一样，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她小姑嫁到雷州县，奶奶都嫌远。她离家的范围，妈妈的标准，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标准，只能在徐闻。小芬告诉她们，“现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了。”“那万一没钱呢？嫁得近，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嫁得远，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妈妈的回答，让她无话可说，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奶奶和妈妈的召唤，对她极为重要。她从大一开始，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现在想也没用，爸妈五十多了，根本帮不上忙，奶奶说，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

对1516045班而言，临近毕业，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有过明确的描述，“有个稳定、简单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没有要发大财、开豪车的想法，只想过得简简单单”。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对此深有感触，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干活，从无任何娇惯。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饭、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他拿捏准确、得心应手，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他抱有深刻的记忆。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农村，他们所经受的辛劳，不忍儿子复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就牢牢扎根心底，这种生命的直觉，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但“看到房价，心都凉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不易。

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妈妈留在家里，再也没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坚韧的脸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城市和乡村的隔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农村妇女，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见，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早亮考上大学，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

男同学在教学楼走廊

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妈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没有具体的感知，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叠加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这冷冰冰的数字，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无论她如何强调，“不怕的，没有关系的”，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晖的傍晚，在收割红薯的地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一个农家妇女，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价”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对我而言，这明显的蜕变，中间的距离只有九年，如果说，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那么，对1516045班而言，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价对国家而言，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他们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质量，都与此紧密关联。

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刚接手时的隔膜、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我害怕一个固化、贫穷、无出路、挣扎而无望的群体，变为残酷的现实。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和剥夺，感受到他们青春的色彩，正变得越来越黯淡和斑驳。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生存，“废柴逆袭”的情节，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现，现实中，他们茫然四顾，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就该拥有爱情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的单一维度，只能在消费主义的碎片中，映照自己的身影，这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他们是原子的个体，只能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命运、生活，他们没有力气，也不屑于进入社会分析的层面，给卑微的个体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他们甚至对某种宏大的东西充满警惕，恰如考上复旦的辛追所言：“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我来讲，阶级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只关注具体的个人，我只关注具体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具体的禀赋、具体的困难，而阶级不阶级这个东西，我是很排斥的。”是的，他们对政治话题、公共话题难以提起兴趣，也不追究房子涨价的逻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他们隐藏在各类“小确幸”里，隐藏在社会坚硬的阴影下，是一个拥有年轻躯体，却任由青春缄默的群体。

在社会喧嚣、泡沫、造富的个人神话中，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

1516045班的孩子，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作为班主任，我见证了他们的挣扎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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