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茜
“梦工厂”富士康的转型之路终于走到“火烧眉毛”的境地。
多次重磅布局汽车后，富士康开始马不停蹄为自己的新车造势。10月，在鸿海科技日上，72岁的郭台铭，亲自驾驶着一辆红色Model B出现在发布会现场。他稍显激动地介绍了这款车，称其“现在就想把它开回家！”
因为富士康所依赖的核心优势在减弱。比如，苹果为了防止代工链条一家独大，把订单分散给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公司。此外，劳动力成本逐年上涨，富士康基于劳动力密集型工厂管理能力的优势还能走多远，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因此，富士康这个工业巨人，正在转型“造车”，希望能砸出“自有品牌”。
不知这个代工帝国，在转型道路上，是否能延续以往的辉煌？
“世界工厂”
富士康是郭台铭1985年在美国创立的。彼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国未来究竟有多少成长潜力。
1988年，郭台铭来到深圳，敏锐的察觉到了深圳特区的成长潜力。先把饭吃饱，再把饭吃好。从低端到高端，大到地方和国家，小到个人和企业，道理相同。于是，这一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广东深圳富士康精密组件厂，选择了一个有前景的赛道，
郭台铭当然知道，谁都不是一上来就占领高精尖阵地的。别说是日本制造，连德国制造也都有不堪回首的黑历史。十九世纪的德国制造，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地摊货和廉价货，是当时德国产品的典型评价，所以刚刚起步的郭台铭，准备代工。
富士康工业流水线
1995年，他遇到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苹果公司，彼时苹果库存激增，正在寻求外包生产，而富士康也与IBM、英特尔建立了合作关系。
二者一拍即合，依靠给苹果手机代工，鸿海集团的营收飞速上涨；1997年开始，鸿海连续6年增长速度超50%，2001年，超越台积电成为台湾第一大民营制造业，随着电子消费产品和苹果公司的崛起，富士康成为“代工巨头”或“世界工厂”，并在制造圈声名鹊起。
声名鹊起的背后是富士康高效率的制造产业链，比如其庞大的工人和世界级的工业生产线，可以让苹果手机以最快的速度出炉。特朗普曾威胁苹果把生产线搬回美国，但库克自己在广东演讲时说，美国人觉得苹果在中国生产，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富士康拥有出色且高效的生产技术，美国公司并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
靠着庞大的工人和世界级的工业生产线，富士康已遍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拥有200多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版图。
作为鸿海分拆的部分业务--富士康工业富联也在2018年创造了中国大陆A股上市神话：从申报到过会全程耗时仅用36天，期间更只有20个工作日，创造了A股IPO速度新纪录。
2020年《财富》全球企业500强，富士康位列第26位，富士康全年营收约1913亿美元。
根据富士康官网数据，2021年，集团营收约人民币1.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2%，2022年上半年,集团营收约人民币6656亿元,同比增长8.08%,维持强劲发展态势。
全面出击
郭台铭淡出鸿海决策层后，鸿海精密成立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转向集体领导制。这使得体系庞大、业务板块繁杂的鸿海集团很难集中于一个方向上发力。因此，富士康的产业版图散落各行各业，从人工智能、大出行、芯片、造车到区块链，看起来，富士康在下一盘大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4年开始，富士康出手次数逐渐加快，在2014-2015年这两年里，投资数量还处于个位数，但到2016年投资数量陡升至17起，并在2017年达到高峰19起。
从投资领域来看，富士康的触角越来越广。富士康在物流、通讯、软硬件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家居、电商、出行、芯片等多个领域均有出手。
不过，对富士康而言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
比如，2015年3月，腾讯、富士康以及和谐集团在河南省共同签署了“互联网+电动汽车”的合作协议，在三方的规划中，富士康将主导汽车的生产制造，和谐汽车负责销售与售后体系的建立，而腾讯则被定位为“车联网系统和技术平台供应商”。1年时间之后，这一计划就陷入泥沼。
比如，从2018年至2020年底，富士康及旗下公司相继与济南、南京、昆山等地合作方签下半导体项目。按照富士康的规划，针对半导体领域，公司主要布局方向为半导体3D封装、面板级封装（PLP）与系统级封装（SiP），但这些投入带来的长期效果，中短期还难以显现出来。
再比如，2017年，富士康宣布，4年内在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建造最先进LCD面板厂，在当地创造1.3万就业岗位。占地2000万平方英尺生产先进液晶面板的园区，号称是美国历史上外资公司最大的绿地投资项目，特朗普将之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不过，截止到现在，尚未有具体进展。
总之，相较于一个营收万亿以上工业帝国的整体体量而言，富士康在半导体、电动车、工业互联网上的转型都在进行，富士康并不缺乏战略纵深，旗下仅上市公司就多达20余家，业务线广布，看似能够搭上每一个概念热点，但在每个领域都依然没有成果。
向左和向右
如今，距离富士康大陆工厂员工“12连跳”的一系列悲剧事件已过去十余年。
这十年，富士康过得也很难受。
根据财报显示，富士康母公司旗下核心上市公司鸿海集团2021年鸿海集团全年营收达1.34万亿元，净利润率2.3%，其净利润从2016年的344亿元跌至2021年的315亿元。
代工业务上，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但为防止一家独大，苹果逐步将订单向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分散，富士康的增长空间越来越狭窄。
此外，富士康的“代工”优势来自于成本管控、制造管理，但在劳动力成本上行已成为趋势的情况下，富士康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存在疑问。
相比之下，被称作“小富士康”的立讯精密2021年营收1541.06亿元，仅有鸿海集团同期的约二十分之一，但净利润70多亿元。
庞大的富士康远虑与近忧同在，富士康不仅需要重拾代工以外的竞争优势，还需要进入利润更高、增长更快的行业之中，并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富士康缓慢的转型中，缺乏的是什么？
缺乏战略纵深吗？
富士康旗下超过20家上市公司，为其提供了庞大的财务能力。
缺乏认知吗？
从成为最大代工厂的一刻起，富士康已经意识到转型的必要。
缺乏机遇吗？
电动车、半导体、工业互联网到富士康涉猎的每一个领域，由变局带来的机遇都存在着。
在从深圳梅林关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这个指路牌：富士康向左，华为向右。
指路牌
要知道，1987～1988年，富士康和华为几乎同年开始在深圳龙岗，启动创业神话。三十多年过去，它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都在信息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后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富士康，要做“世界工厂”，通过严苛的成本控制，直接在全世界不断获取上游订单；而华为，则在毫无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甘于做“倒买倒卖”的生意，不断冲击新技术、新前沿。
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富士康在中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投资建厂，把资金投在土地、工厂、设备上，成为苹果、三星等手机的最大供应商。
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富士康在中国订单慢慢缩减，业务逐渐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以寻求更低的人力成本，走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型的扩张之路。
而只有一街之隔的华为，从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知识和头脑的价值，不断以薪酬、发展机会、优越舒适的办公环境吸引和激励有知识的大学生，走的是一条知识密集型的发展之路。
创业初期华为开不起工资就“打白条”，后来改为股权、虚拟股权。高回报吸引和激发人才的创造力不断迸发，研发与科技的实力不断提升，如今无论在大型通讯设备，还是手机，都成为行业龙头，华为也慢慢地走向世界舞台。
重视订单机会、控制成本的富士康，转型不怎么成功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富士康没有培养起一支知识型人才队伍，没能在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红利缩减之前，更早的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为知识密集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