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外卖送餐员工资表(缺少职业保障的外卖骑手)-富士康事业群招聘

“尽管算法系统让劳动过程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但平台却能从法律义务中脱身。”

意外

意外发生之前，张涛从来没想过会在自己习以为常的工作步骤里受伤。

2021年春节前一天，这个33岁的美团骑手路过十字路口的一滩水，车后座的保温箱里装着一碗米线，车把上挂着一份汉堡和可乐。经过水滩的瞬间，他想着，可千万别滑倒，还是避一下吧。于是，他一转车把，车身在水摊边缘打滑，直接摔在地上。

这一天，张涛所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每单的派送价从4月涨到了7元，张涛因此干劲十足。这是他做骑手的第5个月，骑行和送货技术在过去5个月里逐渐熟练，单数一路攀升，工资也跟着以每月1000元的速度往上涨，眼看着从3000到了7000。

就是那几秒钟的工夫，轮子在水滩边一打转，他跟着一滑，倒在地上。此时，这个过去送快递、现在送外卖，一直靠体力劳动赚钱的工人并不知道，这一摔几乎让他在2021的前半年失去劳动能力，整个家庭的收入也随之缩水。

但当时张涛没太在意，“咱这么结实，怕啥？歇一歇。”他走到路边坐下，裤子破了，电动车的保险杠也歪了，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手里的两份餐——他开始打电话给配送站里的队长，队长会帮忙联系商家和客户，要对方取消订单。这令他沮丧，但又不算大事，他每个月至少被扣一百多元，有时是订单超时被系统扣钱，有时是因为摔倒或者超时太久，只能自己出钱，从客户那里把那份餐食买下来。

队长叮嘱他，如果摔得严重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张涛在路边坐了半个小时，感觉没那么疼了，拐着腿骑车回家，往肿起一个包的左膝上涂了云南白药。可到了第二天，左腿已经完全无法后屈，他心疼钱，到了医院还要给队长打电话，对方保证核磁共振的钱可以报销，他才放心地缴了499元的检查费用，“要是不能报销，这500块我得干好几天。”

检查结果是，左膝后交叉韧带断裂，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髌韧带损伤。医生建议他做关节镜，确认另一条韧带的损伤情况，再接下来是手术。

每一步开始之前，张涛都要打电话给队长，确认费用是否可以报销。他知道自己没有医保。

张涛遇到的问题绝不是孤例。

东莞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长期关注工人权益，其负责人宋刚虎透露，现在除了小作坊，多数工厂都已经给工人上了社保。五六年前来咨询工伤问题的工人里，没有工伤保险的占30%-40%，现在只占10%-20%。但另一方面，小工厂工人和零工的遭遇未见改善——2019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为4.42亿人；而2020年底，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2.68亿人。中间有1.74亿的差距。

2020年3月20日，石家庄，在路边休息的送餐员。（图源：CFP）

这1.74亿中，既包括小工厂的工人，也有相当数目的零工，即“灵活就业”者，如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外卖和快递等。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在2020年8月公布，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在2亿人左右，受疫情冲击，仅2020年一季度，灵活就业人数就增长了20%左右。这其中有近千万的外卖骑手，根据2020年的数据，美团有950万注册骑手，而饿了么平台有300万。骑手分为两种，全职的叫“专送”，兼职的叫“众包”，无论哪一个都没有社保。

而没有社保的蓝领工人们只能完全暴露在职业风险之下。

买给“雇主”的保险

风险是从入职之初开始的。接受采访时，无论外卖骑手还是工厂工人，都提及了入职时签署的《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承诺书》，而这份承诺中也包含了放弃工伤保险。

53岁的杜埃去年在佛山工作，曾受过工伤的他在入职时强烈要求工厂为自己缴纳社保，“整个厂都没有给工人买社保。我就说不行，至少要给我买，后面他们怕我去举报，所以就给我买了。”至于杜埃同厂的其他工人，工厂通知称，可以选择买或不买，不买的则需要签署放弃承诺书。

实际上，当工人放弃购买社保的时候，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职业风险——工伤保险是社保的一部分，自愿放弃社保也就意味着没有工伤保险。

对于骑手来说，情况似乎要稍微“乐观”一些——骑手们每一天都会被系统扣除2.9元的保险费用。骑手张涛记得，队长在某一天的早会上解释过这3元钱的用处，“这是意外险，出事了有个保障”。

张涛当时觉得“挺温暖的”。

出院后，张涛准备找保险公司理赔时发现，自己出钱买的保险，受益人的名字却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雇主——他在美团页面上截到了2020年2月10日的订单，这一天他为名叫“许***********”的人花2.9元买了一份雇主责任险——从字数推断，这应该就是他的站点加盟商，“许昌成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这意味着，张涛花钱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即转嫁雇主对雇员所承担的责任，主要是经济赔偿。对于雇主责任险的介绍里，往往提及这是工伤保险的补充；但对于没有缴纳社保的工人们来说，雇主责任险是唯一的保障。

这被美团视作是企业责任感的体现。2020年9月《北京劳动就业报》的报道里，美团政府事务总监荀彬表示，“为了防止骑手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安全问题，我们给众包骑手提供意外伤害险，要求加盟商为专送骑手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张涛出事后不久，2021年4月，在《安全电台》的播客里，一位专门做蓝领工人保险服务的小刘称，他所在公司提供的就是雇主责任险，主要卖给高空作业的空调工人。因为费率低，赔率高，这是一片蓝海，全行业也不过四家保险公司在做。“我们老板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他就想用这种蓝领保险去帮助那些社会底层的工人。”小刘说。

2019年12月16日，北京，大雪中的饿了么外卖车。（图源：CFP）

对雇主来说，雇主责任险的优势在于省钱。“如果算上个人和单位应缴，一个4000元月薪的工人每个月要缴纳1000元的社保，”在广州从事工人权益相关工作的律师张笑（化名）说，而一份雇主责任险，全年也不超过千元。

既然被保险人是公司成员，就意味着张涛想要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必须通过公司办理手续。

张涛住院期间，队长和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着协议来找他。协议一共两份，第一份写明了赔偿数额，49500元医药费，还有40天，每天50元的伙食补助和100元误工费，一共6000元；第二份就看着不对劲了，大概是说签了第一份协议，相当于直接放弃之后的一切索赔。

张涛打电话向保险公司咨询，对方的建议是只签署第一份协议——但队长和那位工作人员把条件讲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放弃后续索赔，第一份协议里提出的赔偿一律免谈。

此时张涛的手术结束没多久，膝盖里还打着固定韧带的内固定，手术和检查的花费、每月两千多的房贷、二女儿的奶粉钱已经让他负债累累。他不得不签下两份协议，先还信用卡。

短视频博主老驴经常听到和张涛类似的故事。

老驴以前做过外卖骑手，如今也一直在关注骑手的生存状况。在短视频平台上，他有着300多万粉丝，其中不少是外卖骑手。时不时就会有人告诉他，自己前期垫付了医疗费，但凡想要从公司获得赔偿，就会收到另一份协议，要求拿钱之后再也不追究公司的任何责任。

“里面包括误工费、医疗费，但站在赔偿的时间点，未必能预计到全部金额。”老驴说，这其中就包括伤残之后的赔偿，以及在痊愈重返工作之前的误工费。

出院后，张涛去咨询了律师，对方听了他的伤势后做了大概判断，认为可能是9到10级伤残。

但他也告诉张涛，在医院里签署的宣布放弃其它权益的协议或许没有效力。根据《工人日报》2015年报道，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晶晶说，在未经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之前的私了协议无效；2016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位手脚被手推车轧伤的工人，在拿到医药费和另外2000元后签署协议放弃其它赔偿，但起诉之后，法院判决雇主需赔偿12000元。

时隔5年后，雇主们依然会要求工人们签署类似协议。“这些公司当然知道，如果骑手打官司，其实有得打（有胜算），但他们仗着外卖小哥对法律并不了解，放弃不追究了，雇主就能逃避赔偿。”老驴说。

对于购买团体意外险的工人和外卖的众包骑手来说，赔偿过程依然充满相似的暗礁。

张笑解释，不同于雇主责任险，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工人，赔偿款项理应直接转给工人——但在赔偿过程中，雇主会要求工人签署“权益转让协议”，要求保险公司将钱打到公司账上，再转给工人，用意外的赔偿填补工伤赔偿。

难以被证明的劳动关系

想进行工伤鉴定，要先获取公司的工伤鉴定委托书，这意味着工人需要得到雇主的配合——仅仅这一步，就难住了张涛。

他打电话给美团客服，希望美团可以出具工伤委托鉴定，但对方直接拒绝了；他又找到站点加盟商许昌成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咱不是劳动关系，”办公室的人回复。

2018年6月18日，杭州，饿了么外卖员在送外卖的路上。（图源：CFP）

尽管购买雇主责任险的前提，是保险公司认可配送承包站点和骑手的劳动雇佣关系，但当骑手自己想证明这一点，却很难。

早在意外发生的5个月前，张涛的雇主，许昌成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经为否认劳动关系做了足够的铺垫——张涛在2020年入职时曾签下两份合同，但合同在签字之后就被收走，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骑手，手中都没有本应一式两份的合同。

但即便是有合同，也可能并非劳动合同。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职业伤害调查报告（2020）》里提到，骑手们所拥有的是不同的合同——外卖骑手的外包类型很多，就算是专职骑手，实际上也很难和平台、劳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某些情况下，骑手会被不知不觉间变成“个体工商户”，站点或平台以发工资方便为理由，让骑手注册一个中间代理的软件，但注册过程其实是让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软件代理商会为骑手、站点、平台做三方合作协议，如此一来，骑手和其它两方就没有劳动关系。

“这样，尽管事实上专送外卖配送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过程没有变化，依然受代理商的劳动管理，但专送外卖配送员的法律关系就从劳动关系转化为了承揽关系，成了事实上的‘众包外卖配送员’，代理商公司也免除了自己的劳动法义务负担。”上述《调查报告》如是说。

老驴透露，其中一种被称为“灵活用工新模式”的方法叫“好活”，在签订合同以前，公司会要求骑手下载、注册这个软件。将专送员变成个体工商户，也就意味着劳动雇佣关系成了合作关系。

他总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与骑手工作相关的作品，提示大家怎么避开工作中的各种“坑”，但是对于“好活”这样的软件，却没什么办法——面对注册“好活”的要求，骑手们别无选择。

雇佣关系被合同否认，意味着骑手只能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北京专做劳动纠纷法律援助的律师王一宁（化名）说，如果主张外卖员和站点承包的配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需要提供一系列证据，比如发工资的证据、对外卖员有实质性管理，订单调配等证据，其中工资是最重要的。

但对张涛来说，在5个月的工作过程中，他的工资条一直留在办公室里，只能看，不能带走。

接单、调配的主要证据也不见了。张涛打电话给美团客服没多久，美团骑手的App显示该用户已经注销，显示着“专送”的页面、记录着骑手管理细则和保险购买历史的页面也通通消失。“长期不跑单，系统自然会把你注销，”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他。

这意味着，在不能提供劳务合同、收入明细以及美团骑手注册记录的情况下，骑手需要其它证据证明公司与自己之间的劳动关系。

骑手受伤之后，老驴会建议他们在第一时间保留自己的微信聊天截图、骑手App的注册截图以及各种工作照。如果提起劳动仲裁，希望确认劳动关系，这会是有利的证据。

所幸张涛在受伤不久后就登录App，保存了部分截图，而微信里也留下工作调配的记录——比如微信群里的值班记录，还有他在休息时，队长发信息给他，要求尽量跑够11单。

老驴接触过的案例里，专送骑手提起劳动仲裁往往可以胜诉，而接下来的工伤鉴定也就顺理成章。而王一宁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大概有50%的专送骑手可以获得劳动关系确认。

2017年06月22日，北京，送餐员在雨中奔波。（图源：CFP）

相比于专送骑手五五开的胜算，众包骑手的处境更加艰难。《蜂鸟众包用户协议》中，一项特别提示明确表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也就意味着众包骑手有更大的可能不被认定劳动关系。老驴说，他很少接到众包骑手的求助——不抱胜算的众包骑手往往不会发起劳动仲裁。

2021年1月，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伟在送单途中猝死，而饿了么的工作人员对其家属称，与该骑手无任何雇佣关系，只能给2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此事引发舆论批评后，饿了么才回应称，会将60万元抚恤金交付死者家属。

“尽管算法系统让劳动过程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但平台却能从法律义务中脱身。”上述《调查报告》如是总结。

受工伤的骑手们往往觉得不公——自己平时穿着骑手服，每天在外卖平台上接单，但到了维权的时候，背后的大公司就隐身了。

听说张涛要申请劳动仲裁，队长开始劝他。“他明说，如果打官司，公司就算拖也要拖死你。不是公司没钱，而是一旦同意了，以后赔偿就会越来越多。从公司角度看，这次当然赔得越少越好，官司能拖多久是多久。等官司打完了，三门峡的骑手也基本换了个遍，这事儿不可能有别人知道；可是现在如果给10万赔偿，以后大家知道怎么办了，就都得照着10万的起步去谈了。”

尽管听着像是威胁，但现实里不乏这样的案例。

王一宁说，如果劳动关系顺利认定了，但是公司不服仲裁，就会去法院起诉，先要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案子打下来就得一年半。拿到劳动关系确认的结果，才能再申请工伤认定，认定过程再走下来，还要打一个工伤案，整个过程可能要花3-4年，维权成本实在太高了——这还是能顺利确定劳动关系的，至于那些连劳动关系都确定不了的案例，只能中途放弃维权。

维权成本越来越高昂的背后，工人在企业面前的议价能力也越来越低。“这几年调研下来，会觉得他们的劳动状态越来越差了，订单单价也在变低，工时变长。”王一宁说，一个外卖员告诉他，以往9小时能赚的钱，现在要12小时才可以赚到。

而劳务关系越来越层层分包，是保障变差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平台从竞争到垄断，话语权就更多，议价能力和管控都在增强，”在王一宁看来，“赚钱就是压缩成本，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单价，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在工人没有跟平台对抗的力量。”

妥协

对张涛来说，家庭生计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受伤半年后，他的左腿依然不能蜷缩，不能下蹲，外出时，没有坐便器甚至无法如厕。带女儿出门时，他一路上都在担心，万一孩子跑起来，自己追不上了该怎么办。

2020年3月6日晚，拉萨，外卖员冒雪送餐。（图源：CFP）

这个以体力活为生的中年人不得不接受只能由妻子工作养家的事实。好在他最近找到了一个赚钱之道，在拼多多上登录签到获得现金补贴，第一周赚了28块，到了第二、第三周，就只有23元和20元。

公司提出的两份协议依然奏效——如果他愿意签署那个放弃其它一切权益的协议，就可以支付给他6万元。

这让张涛感到犹豫。6万元对这个家庭来说十分必需，但他已经对公司丧失了信任，不知道自己签署协议之后，是不是真的能拿到这笔赔偿。

“如果是一般的理赔事务，他是能独立完成的，但受伤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长期帮助工伤工人的公益人宋刚虎说。有更多人在中间环节选择了妥协。在张笑接触过的案例里，工人们常因高昂的法律成本而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比如十级工伤，法定赔偿最少要六七万，而雇主有时用一两万、甚至几千块就打发掉了。

王一宁发现，外卖员的维权意识差异很大——他曾经协助过一位维权的外卖员，要求的赔偿只有4000元，就因为不服气而一直打官司；另一位希望索赔4万元，却因为时间成本而放弃，即便不用出律师费，“有时候，公司就是要恶心你，从仲裁到一二审，输了就一直上诉，就是要拖着，”王一宁总结。

但坚持也不一定有成果——在东莞，40岁的杨昌兵曾在工厂里被烧伤了脸和手，被评为十级工伤，法院判定雇主赔偿十多万元，老板却提出几千元私了——最后，在数年维权谈判之后，工厂搬走，他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觉得自己文化低，只能做这些工作，后来受伤了，也拿不到赔偿，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说，而这段受伤经历也给他留下创伤，在工厂里看到火星子就会心里一震。

而对于张涛来说，情况也未必乐观。

根据义联所发布的报告，从裁判的角度来看，新就业形态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也在逐渐收紧。2016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提出，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应当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并重的原则，严格依法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防止认定劳动关系泛化”。随后各地也收紧了对网约工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

但2020年1月的国务院文件指出，要“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2021年5月，美团中表示，将为所有外卖骑手投保，并在他们工作期间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觉得实施的可能性不大。”王一宁对此并不乐观，“现在能看到的试点还是倡议性为主，不是强制性的，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主体。”老驴说，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任何一个认识的骑手收到过这样的工伤保障。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当天，张涛打电话给美团客服，“听说美团开展多方面调研落实，请问你们怎么落实？”

“您可以留意我们平台后续的政策，感谢您的建议和监督，”客服回应，“还有什么我能协助的吗？”

张涛最终决定向三门峡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但如队长所警告的，维权所需要的时间还很漫长。仲裁不过是个开始，而他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的生活都将围绕维权展开。

至于张涛受伤、维权的经历，三门峡的骑手们也无从得知。

一位前同事告诉张涛，队长只在某一天的早会上提到了他缺席的原因：“摔倒了，挺严重的，大家注意安全。”

散会后，骑手们跨上单车，继续奔往城市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