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回收招聘(武汉的国企改制)-观澜富士康官方直招

题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以后，武汉的国企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从国企管理体制改革到国企机制改革到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这些改革是国企逐步走进市场经济、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经济变革的历史篇章。

01武汉市国企改革的初期探索

段轮一 [1]：

建国后，从“一五”开始，国家在武汉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成了武钢、武重、武船、肉联等一大批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武字头”国企），工业总产值曾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四。对武汉的工业发展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正比较有效的、开展得比较快的首先是技术进步，包括质量创优、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等等。当时国家对推行技术进步也没有经验，国家经委率先提出了全国引进3000项国外先进技术。经过提炼、规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各省市按照这样的部署来推进。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组织领导专门成立了武汉市生产技术局，把所有这些资源集中到生产技术局来调度，当时成立生产技术局的只有上海、天津和武汉。现在回过头来看，生产技术局曾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经过几年实施，对于改变当时武汉企业非常落后的技术、工艺装备、产品，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功能、市场的竞争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时条件很艰苦。我记得大概是1985年，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刘泽清带队，经委副主任朱守志、外经委副主任李开江、市人民银行行长李麦秋和我加一个翻译，我们六个人组团到发达国家寻求引进技术和产品，大概跑了两个月，绕地球一圈，沿途收集了很多工业产品和资料都得自己扛。一路收集的一些样品、资料，他们年龄都比较大，最后就是我一个人背回来的，回到武汉以后洗澡，身体上就有勒出的两条血印。当时我们付出了很多很辛苦的劳动，才有了后来慢慢打开局面，引进了很多技术，把当时主要的国有企业和大一点的企业的技术装备和产品，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引进、质量管理这样一些技术进步工作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在那个年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相对国企改革和脱困来讲，推进技术进步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没有触及根本、没有触及体制 [2]。

王守海[3]：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以后，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搞好搞活国企与“两通突破，放开搞活”就成为武汉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

小平南巡前后，按照中央关于搞好搞活企业的精神，武汉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企业活力，搞活企业问题。先后出台了《武汉市搞活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关于坚持改革，进一步搞活企业的若干意见》（即30条）。1992年12月，市委书记钱运录在中共武汉市第八次党代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五个一批”搞好搞活国企的思路。即：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引进外资嫁接一批；组建企业集团壮大一批；开辟第三产业转向一批；兼并、出售、破产转让一批。

我任市委副书记时，大约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为搞活搞好国企，市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国有企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分别出台了两个20条；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发展的18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30条；还有一个武汉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案。壮大放小和“五个一批”都是在这之后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是当时的背景。[4]

杨卫东[5]同志是研究国企改革的资深学者，他说：

国企改革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词汇，内涵非常丰富，却又含糊不清。它没有严格的界定，没有公认、清晰的定义。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对国企改革一词的滥用，将各种反复无常的变动都冠之以国企改革。我认为，国企改革至少要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是对旧的制度的改良革新；第二是有利于国企功能的完善，这是国企改革的要义；第三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与目的。

武汉市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国企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1984年5月开始，在工业战线分3批在158户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1986年后推广到商业、城建等行业。从1983年3月开始，武汉市已在少数企业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5年在全市逐步推开。同时，企业经营责任制、目标经营责任制、上缴利润包干、投入产出包干、盈亏包干等多种承包形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全面开花。比较典型的案例有武汉市无线电三厂限期整顿[6]、武汉洗衣机厂零部件招标[7]、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陈启发小组“不找市长找市场”[8]、武汉第一皮鞋厂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厂长[9]。1985年3月，武汉市化工机械厂与市化工局签订了3年的租赁经营合同，这是武汉市第一个租赁经营合同。到1987年1月，全市共有56家国有中小工业企业实行个人或集体租赁。

武汉是在全国率先试行企业兼并的，1984年至1987年，全市共有45家企业被兼并。1985年，小鱼吃大鱼，一家区级食品厂兼并了一家有名的市级食品厂引起了强烈反响。1987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武汉市引入兼并机制，开启产权转让的长篇报道，随后，日本《读卖新闻》、美国《时代》周刊和香港媒体也相继报道。同一时期，股份制改造拉开序幕，到1986年，全市共有20多家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回顾武汉的国企改革，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体制改革。这包括企业整顿、推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如1986年12月，中南商业大楼进行全市首家试行资产责任制公开招标，经过资格审查、标书评分、笔试、答辩、民意测验后，再对投标者的能力和素质进行考核，结果是原总经理落选，副总经理严规方中标，在全国引起震动。二是企业机制改革，如国有民营，企业租赁，三项制度的改革等等，即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所有权基础上的产权改革。武汉电珠厂[10]、武汉化工机械厂[11]搞的租赁，以付租金的方式将企业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这些方式主要集中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三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股份制改革如1986年10月，批准武汉电线厂、电线四厂、长江电缆电气成套公司在自愿基础上，将全部资产入股组建武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改革开放后武汉市第一家股份制的工业企业。再如武汉商场是1986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型商业企业，1992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异地上市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

企业兼并、企业破产、中外合资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些改革大部分发端于90年代，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大地公司收购武汉火柴厂[12]，中德合资武汉长江啤酒公司、[13]武汉第五棉服纺织厂破产[14]、汉阳造纸厂与山东晨鸣集团合资[15]等等，在武汉乃至于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五个一批”的改革思路[16]。

余茂才 [17]：

陈启发小组“不找市长找市场”是梅芳（李梅芳，曾任武汉市总工会主席、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同志抓的一个点，陈启发是武汉车身附件总厂技术科实验室的一名工人。当时汽车发动机厂（武汉车身附件总厂前身）不景气，厂领导束手无策，他主动来挑这个重担，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与“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异曲同工的味道，市里领导很支持，开始几年很红火，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是应该肯定的。后来因为汽发这个行业的国际水平太高，差距太大，国内整个行业都不行了。

武汉洗衣机厂的荷花牌洗衣机当时产品旺销，效益却不好，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外购的零配件、零部件、外协件都是上级主管部门“计划”安排的，强调的是本地区、本系统自成体系配套，不管你价钱多高、质量多差都强行配套，既影响质量、又影响成本。市场经济哪里是这种搞法呢？现代企业哪里有这种搞法呢？武汉大学余航教授等人去厂里调查后就写文章建议，按照国际惯例零部件招标。洗衣机厂随即采纳，成本大大下降，质量提高，订货期缩短，很快就见了效果。随后就推广到所有零部件、配套件的领域。这种做法打破了条块分割、地区分割、部门所有这样一种旧的体制，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思路、开放的思路、竞争的思路、契约精神的思路。武汉市的这项改革是成功的，从中还延伸、带动出来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

建国以后的30年，武汉市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心城市，不像沿海广东那一带是外资经济涌入，浙江一带的民营经济崛起，江苏的乡镇企业的崛起。武汉市的国有企业比重太大了。怎么个搞法呢？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办法，实行增量和存量的调整相结合的办法来调整武汉的企业组织结构。于是，在1992年中共武汉市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提出了“五个一批”的国企改革思路。即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引进外资“嫁接”一批；组建企业集团壮大一批；兴办第三产业转向一批；实行兼并、出售、拍卖、破产等转让一批。就是按照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采取多样性的改革措施，把不同的企业对号入座，从产权制度改革着手来调节增量和存量。对一些存量比较大的、产能过剩的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些合并甚至破产、兼并等举措。对一些增量方面需要发展的就采取了企业集团、股份制改造的政策，我认为是符合武汉实际的[18]。

张代重[19]：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搞了三个大动作：第一个是壮大放小。1997年、2002年，分两次将市属中小国企下放到所在区。1997年下放了331户账面固定资产原值15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2002年下放了223户账面固定资产原值3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国企。与之相配套，1997年开始，进行了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即撤销工业局。第二个是扭亏脱困。1997年—2000年，按照中央和省的统一部署，通过兼并、扭亏、重组、减员增效等多种形式，在国家考核统计的106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中，有86户实现了扭亏脱困，基本完成了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第三个就是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改制了。

把中小国企下放到区里，起初并不被认可。当时好像有句顺口溜：“王守海，学上海，困难企业往下甩”。我们认为下放到区里的企业是可以下蛋的“鸡”，是为了增强区级经济实力，但区里有些同志刚开始并不理解，就说下放到区的企业是“瘟鸡”。结果这些小企业下放到区里以后，不少就马上变成生力军。如汉阳区的武汉锅厂（现在的金牛管业）、味精厂、黄鹤楼酒厂等等，都是下放到区里后与外资、民营企业合作、合资发展起来的[20]。

编撰人：非明

[1]段轮一，1951年11月生，河北高阳人。1991年任武汉市电子局局长，1993年任武汉市经济委员会主任，1998年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2003年以后历任湖北荆州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政府副省长等职。

[2]段轮一2019年3月5日口述

[3]王守海，1943年3月生，吉林省公主岭人，1985年7月—1995年11月历任武汉市委秘书长、经济工作部部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1995年11月—1997年1月湖北省政府副省长。1997年1月—2001年12月武汉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长。后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4]王守海2019年2月28日口述

[5]杨卫东原江汉大学校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时期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九十年代中期至2007年，任武汉市国资办、国资委主任。著有《地方国有企业改制研究》、《国企工具论》。主编《国企新策》（丛书）

[6]武汉市无线电三厂是生产电子整机的专业工厂，主要生产黄鹤牌系列半导体收音机，1985年7 月24 日，市人民政府鉴于该厂管理不善，决策不力，长期亏损，濒临破产，发出通知决定对其限期整顿，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国营企业实行破产前限期整顿。此举在国内外引起震动，《美国之音》当晚广播，《朝日新闻》记者来汉采访。一年之后，该厂实现了扭亏为盈，1987 年1 月16 日，市政府宣布武汉市无线电三厂复苏。

[7]1983 年武汉洗衣机厂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帮助下，举行外购外协件公开招标，择优选购，有效的解决了质量和成本两大问题。

[8]1983年武汉车身附件总厂技术科实验室的工人陈启发与该厂职工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走出企业找市场，在全市产生极大的影响。

[9]武汉市第一皮鞋厂是全国五大皮鞋厂家之一，由于企业管理不善年年亏损，到1986 年累计亏损达300 余万，1987 年初，企业主管部门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厂长，同伙筛选，来自青海的杨慰祖中标受聘，成为武汉市工业企业面向全国招聘厂长的第一位中标者。

[10]武汉电珠厂是以生产手电珠和特种低压灯泡的小型企业，1992 年该厂亏损严重，处于瘫痪状态，1983 年3 月该厂附属厂临时负责人潘友生和另外两名职工，向企业主管部门递交承包责任书，并实现了扭亏为盈，1985 年3 月16 日，潘友生拿出5000元作保证金，以个人名义承租武汉电珠厂，这是武汉市国营小型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第一例。

[11]湖北省化工机械厂是国有中型企业，1986 年12 月25 日，市化工局在长江日报上刊登招标公告，公开招聘经营者，副厂长黄钧炎中标，1987 年4 月24 日，黄钧炎与市化工局签订了租赁经营合同，提出“个人租赁，集体经营，全员担保，民主管理”的经营管理模式，该租赁模式在前两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2]武汉火柴厂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国有中型企业，由于种种原因，1992 年11月全面停产，到1993年8 月已累计亏损710万，是武汉市的特困企业。当年9 月18 日，武汉火柴厂职工代表大会同意大地集团公司收购武汉火柴厂，这是武汉市首例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中型企业。

[13]1985 年12 月30 日，中德合资武汉长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公司总投资为8450 万人民币。

[14]武汉第五棉纺厂是有70年历史的老企业，属大型二档国企，1990 年以后年年巨额亏损，处于半停产状态，破产前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25亿元，负债总额2.55亿元，1995 年11 月25 日，该厂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得到受理。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按评估价值托底收购了武棉财产，这是武汉大型国企破产第一例。

[15]汉阳造纸厂是具有制浆、造纸、碱回收、机械制造、制水和发电能力的国家大型企业，到1997年6月底，企业资产负债率达93.80%，负债7亿元，面临破产边缘。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原是县级小型造纸企业，1997年已成为经济效益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造纸行业榜首，是年12月汉纸以资产作价2亿元，晨鸣出资2.08亿元合资组建了武汉晨鸣汉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16]杨卫东，2018年5月28日口述。

[17]余茂才，1948年10月生，湖北鄂州人，曾任武汉市体改委主任，市委、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江汉大学党委书记。

[18]余茂才，2018年7月18日口述。

[19]张代重，1944年生，湖北黄冈人，1993年3月后历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

[20]张代重，2018年5月29日口述。

本文来源：《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实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图文照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