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门口，永远有拎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排起百米长队。
魏坤第一次来深圳，他背着一个底部已经磨损的登山包，里面塞着他的几乎全部家当：家人给的两千块钱、几套换洗衣物和一双板鞋。站在漫长的队伍里，他一边不安地刷着抖音，一边抬头观望进度。对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富士康的面试，“先进厂再说”。
夜间的富士康招工中心
排在他前面不远的，是23岁的于真真。这是她第二次来到富士康。上一份流水线普工的工作只做了三个月，疫情后再次失业的她选择再次进入富士康。这一次，她希望可以找到车间之间的新工作。
排队的年轻人蜿蜒了一条街，大家脸上带着一种相似的茫然，队伍的终点，是富士康招工处。
距此几百米的地方，就是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区的生产厂房。
在这片占地3000亩的厂区里，无人车间正在迅速推广。春节已过，iPhone 13带来的生产旺季也已经消退，流水线上成批的工人正在撤退，走出富士康后，人群四散各地。
富士康，留给年轻人的空位不多了。
在富士康生活了十年的B站up主旧真套用钱钟书《围城》里那句话，“富士康真的很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挤破头想进去，困在里面的人却想着逃出来。”
除了旧真，富士康还有许多工人正在利用短视频等社交出口，寻找流水线生活之外的可能性，在这所容纳了数十万人口的超级工厂里，里外的人们正在互相张望。
排在门外等候入职的年轻人们有一个疑问：富士康还是一个好的去处吗？
但不管答案如何，他们都要加紧踏上这趟车，因为这将会成为一列末班车。
工龄已经快五年的王荣喜欢在火山小视频上分享自己在富士康的做工生活。
四年前，他开始使用这款APP。最开始，他只是在上面刷小视频、看一些免费的抗日剧集，以此打发下工后无聊的时光。他没什么别的娱乐爱好，初中没毕业的他文化程度也不高，同事们玩的游戏他也不太能学会。
小视频，成为他单调生活的唯一调剂。
两年前他突发奇想，想在上面录一些视频发布。视频刷的久了，他觉得自己也能学会简单的操作。
王荣的第一条视频只有不到20秒。那是一条极为粗糙的小视频：镜头从下巴出现，他黝黑的脸直直地对着摄像头，有些生涩地跟画面打了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富士康的工人。我现在刚刚下班。”然后镜头扫过，是厂区街道里鱼贯涌出的人们。
那是凌晨五点，王荣看起来有些疲惫，脸颊略微泛油。从他身边穿过的，是刚刚下夜班的人们。
那条视频收到了三个赞，还意外地收到了一条评论：“遇到工友了，兄弟你好啊。”
王荣点进对方的账号，发现对方已经发布了几十条关于富士康的视频。在这位工友的视频里，能看见他几乎以每周两三条的频率分享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凌晨换班时疲惫的工人、窝在宿舍里打游戏的年轻小伙、在食堂里排队等着吃饭的年轻姑娘们。
短视频APP里，藏着一个更为生动繁华的富士康。
在短视频平台中搜索“富士康”，可以看到厂区里每天准时上下班的人流，不断发布更新的招聘启事，还有厂区附近广场上的尬舞或者工友们下班后自导自演的短剧，和人们对工厂的想象中枯燥和乏味的生活图景扯开一些偏差。
这和十年前，人们对富士康的想象完全不同。
那时，经历了频繁的员工跳楼事件和媒体的密集报道，富士康是大众想象中的“血汗工厂”，是一台会把人嚼碎吸血后吐出渣滓的无情绞肉机。
十年之后，富士康的生活已然出现出不同的图景。
对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来说，超高强度的加班已经成为过去式。短视频、游戏、聚会、泡妞，开始出现在大家生活的间隙里。
广场上的行李箱
旧真回忆起富士康的生活，并没有觉得这里如传言中那么可怖。在他的镜头里，富士康的街道、食堂、流水线、绿化共同呈现出一座被围起来的小型社会。
只是在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充分得简化：上班、干活、下班、休息。12小时两班倒的制度将所有人的生活俨然成为两部分。
上班的时候，王荣的生活非常简单。他需要无数次抬起手臂，完成眼前半成品手机的组装工作。
在这座以全球最大苹果代工厂而闻名的工业基地里，一部小小的iPhone的生产步骤被划分得无比精细：测试、贴膜、撕膜、组装、检查外观、包装，轮到各个工站的活不一样，唯一的共同点是无数次的重复。
王荣说起最开始的工作内容是贴泡棉，也就是拿着小镊子给每部苹果手机的5个固定位置贴5个小棉片。如果当天派分到头上的任务是1000多台手机，意味着要重复一个动作5000多次。
“反正下班的时候觉得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胳膊是疼，腿已经全麻了。”
将这样简单且枯燥的流程重复上百上千次，形成稳定的肌肉记忆后，就意味着：你是一名合格的富士康工人了。
最痛苦的还是夜班。
根据工友们的经验，凌晨三点左右是整个夜晚里最容易犯困的时候。为了保持清醒，王荣只能一直在脑子里回忆白天看完的电视剧的情节，“必须去想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然实在是困得遭不住。”
有时候为了避免困到误事，他会主动站起来去上个厕所。后来发现这个策略不可行：频繁地上厕所就无法完成制定好的KPI。
最难坚持的时候，眼前iPhone里的螺丝钉都好像在旋转。
王荣只能咬牙坚持。他知道，他需要富士康的这份工作。
来龙华觅工的年轻人
在富士康，想要顺利生活下去，关系、学历、情商必须得有一样。
刚来富士康的时候，王荣身边的工友很多都是高中没有毕业、大专已经是相对的高学历水平；而到了今年，他甚至听说某条流水线上来了个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富士康的大门，正在缩窄。
身处富士康的人们没有意识到，眼前这座庞大的工厂，正在成为一辆末班车。
王荣宿舍里八个人的床位来来往往，其中五张床都没有长期固定的住客。他记得，来得最短的一位只住了三天。
那是个染着黄色头发的19岁男孩，因为受不了线长的残酷辱骂，当场反击，两天后就卷了铺盖走人。
在富士康这座钢铁城市里，自有一套生存规则。
对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只能靠加班。而加班的机会和数量，多由线长来分配。
线长，是富士康用人体系的分界线。线长及以上的等级，才有资格指挥他人干活。想要多加班，就必须“学会跟领导搞好关系。”
王荣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来自湖南农村的他不善言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他也不喜欢和别人打太多交道。
王荣记得自己有一次因为手慢而被线长大声斥责说：“笨得跟头猪一样”、“干不了就滚、这里不缺人”······王荣实在听不下去，回了一句“你怎么能这样骂人呢？”
果然，从第二天起，他就再也拿不到加班的机会了。没有加班，意味着他到手的收入就只剩不到3000元的底薪了。
憋了一个多月，他还是先低头了。请线长吃了顿大盘鸡，喝了三瓶啤酒，王荣又可以继续加班了。
但是加班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
对富士康这种从事代工生产的加工基地来说，订单数量直接决定了工人的加班强度。苹果每次推出新的产品，富士康便会迎来小小的招工和订单旺季；热潮一过，厂区便会陷入相对的寂静。
在旺季，富士康一天就能招工上万人。而这样的盛景，近两年内却很少再出现。
以富士康在郑州的厂区为例，公众号“郑州FOXCONN招募中心”早在2022年春节前就预告，“招募工作将于正月初四火热启动”，但正式开放招工渠道时是2月26日，已经是正月十五。同时，招工人数也随之缩减。
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影响着这座工厂的活力。以最近的例子来看，2021年，郑州富士康厂区获得苹果全部的iPhone 13 Pro Max、68%的iPhone 13以及60%的iPhone 13 Pro订单。但因为芯片危机爆发，即使在旺季，很多员工也无班可加。这一现象直到去年10-11月，芯片陆续到位后才缓解。
新的迁徙同时在发生。
当初和王荣同组的组长选择去印度的富士康工厂做工。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凭借在富士康多年练就的手艺指导印度工人操作，每个月可以多出近万元的援外补贴。
一直以来，充沛廉价的人力成本托举着富士康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代工厂。而如此，富士康自身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更何况自从库克掌舵苹果，为了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苹果开始实行“富士康+立讯”的双供应商策略。身后倚靠苹果的代价，就是一旦出现被取代的可能性，富士康几乎很难有还手之力。
早在19年的某次公开采访中，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就放话：“如果苹果公司需要的话，富士康会考虑撤出中国。”
离开富士康后的于真真，上网时看到了这条新闻。她敏锐地嗅到了危机感。
第一次来富士康工作的时候，于真真清晰记得那时的招工标准非常低：“有手就能干活”，只要没有犯罪前科、四肢健全，基本都能得到岗位；而这一次回归富士康，她已经明确听见招工处对学历已经有所限制：“最好还是本科出来的，这样晋升也快一些。”
富士康也需要笔试
除此之外，和往常的简单筛选直接录取的流程不同，今天想要进入富士康，也需要完整走完线上笔试、线下面试等环节。
逐渐抬高的门槛，也似乎印证着富士康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
富士康的订单也在减少。2021年，iPhone13的问世给富士康带来了一波新的生产高潮。只是这一次，热潮不再像往年那般轰轰烈烈。
被称为“小富士康”的立讯精密就拿走了iPhone13Pro的一半订单。
此次回归，她也意识到这里不会成为她最后的归宿。只是学历同样不高的她，去过洗脚城、做过服务员、待过理发店，最终发现这里的厂区生活虽然枯燥，却能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只是她自己也不确定，现在是否还有留给他们的机会。
旧真第一次进入富士康的时候，看着繁华的厂区和匆匆走过的人们，他觉得这里，承载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在这里待了快十年，他终于明白了：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富士康，它们的未来永远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制造业天然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转移。印度、越南等地都已经开始建设新的苹果代工厂。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始终在上涨。据研究机构欧睿集团的调研显示：自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已经上涨了四倍。基本达到欧洲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70%左右。
而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明显低于中国大陆。
无论是厂区，还是工人，成为弃子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陨落在发生。
即使富士康在大陆的地位不复以往，想要冲进来的人依然不少。
只需要在富士康门口稍作停留，就会有倚在电动车上的招聘中介凑上来招呼：“想找工作吗？”
在他们身边，也永远有年轻人环绕：有些蹲在地上打游戏、有些则不太熟练地填写线上劳动合同、还有些和家里人开着视频电话：“已经到深圳了、天气挺好的这边。”
龙华招募中心
有些人试图走进富士康，有些人试图挣脱富士康。
和旧真同一年进入富士康的大学同学们，最后只剩他一人依然留守富士康。其他的人，早就四散各处。
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提桶跑路的故事。王荣最喜欢用的表情包就是“提最红的桶、跑最快的路。”
在这里，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俗语，叫：“铁打的富士康，流水的打工仔。”
流水线上的生活
在旺季，只需要在这里连续工作超过90天，就可以拿到一笔过万元的“返费”。许多来到富士康的工人，都是看准了这个“挣钱的好机会”。
可是，富士康能够提供的收入，和跑外卖做骑手比起来，并不诱人。
王荣的一位室友在这里待了六个月之后，选择去跑外卖了。同样在深圳，对方已经过上了月入过万的生活。对方跟王荣聊过几句，“跑众包骑手，比进厂待着自由多了。”
那个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听说后也去注册了骑手。
小伙后来的经历也并不顺遂——成为骑手，本身意味着要为效率和速度承担一定的风险。高强度地奔波了几个月之后，一次车祸让他右腿骨折，必须卧床休息的他同时失去了骑手的工作。
小伙辗转问过王荣能不能再回富士康过渡一段时间。只是离开后的富士康，想要再回来，可没那么轻松。
招工处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比他更年轻、学历更高的年轻人等待着入场券。技术本就不熟练的他大概率会被淘汰。
再到后来，王荣听见的故事结局就是小伙重新找了个电子厂，进厂了。
在富士康，生活被极度的简化与压缩。旧真形容在厂里的生活：“进去之后，年龄和时间都好像停滞了。”
在全封闭的加工车间里，灯二十四小时都在亮着。身处其中的时候，白天与黑夜的流逝似乎都没有痕迹。
在富士康，不仅没有生活，甚至也没有爱情。
王荣来的第一年，同一个车间里有一个清秀的姑娘，梳着齐刘海，眼睛圆圆的。王荣想过主动去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只是不到一个月后，对方就从这条流水线上消失了。
王荣已经释然：“这里的流动性这么强，追求爱情啥的也不现实。”
天天生活在这方寸之地，人的感情似乎也变得简单且促狭。
在公共厕所的隔板上，王荣见过有人写过字：“他妈的，累”，下面还有人歪歪斜斜地补上一个：“+1”。于真真还在富士康的时候，她记得有个室友，刚刚满18岁，和家里人通完电话就躲进被窝偷偷抹眼泪。
即便如此，依然会有人选择回来。
流水线上的工作被极度细化、分割，这同时意味着即使在这里即使待上数年，也很难真正学到“一技之长”。
旧真回忆起那些离开了富士康的工友们，不是去跑外卖，就是进入了新的工厂、新的流水线。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躺平”，成为三和大神。
如今的三和人才市场已经消失，巨幅招牌也已经被撤下，曾经流居此地的“三和大神”也只能转移到龙华广场附近。
如今，三和也不好做了。
务工的年轻人在广场上短暂休息
贴吧里的三和大神逐渐销声匿迹，偶尔冒个泡的，感慨的也是“三和难做，日结工不好找。”曾经聚集在一起的大神们早就四散各地，失去落脚点，寻找着新的漂泊之处。
旧真曾经尝试过三和的生活，在龙华广场，找一张长椅躺下，想象一种不需要计划和思考明天的人生。只是才一天，他就失败了——洒水车平均每半个小时会来一趟，他只能起身避让。
旧真知道，这是一种无言的驱赶。
身后很难再有退路，而眼前的富士康，也已经不再是收留这些年轻人的家园。
富士康曾经提出过“百万机器人计划”，一旦推广，意味着就会有大量的流水线普工因此失业。昆山厂区引入四万个机器人流水作业，也由此直接使得六万工人因此下岗。
一旦机器人引进到流水线上，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人就能取代1.5-2个劳动力，以极高的效率和准确性完成最基础的工作，比如把螺丝拧进面板。
消费电子行业早已开始内卷，与之对应的代工产业链的价格也陷入低价竞争。富士康的天花板已经出现了。
似乎，富士康会比其中的工人更加焦虑。
2021年10月18日，富士康正式发布纯电动汽车品牌：Fortron。富士康进军造车，技术转型的到来意味着无人化将会更加迅猛的推广。
时代抛弃个体的时候，从来不会打声招呼。
曾经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工人徐立志写过一首名为《螺丝钉》的诗歌：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声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可以说：在十年前的富士康，人们的迷惘与痛苦来源于被高度驯化的流水线生活；而在如今的富士康，心甘情愿成为螺丝钉的人们也即将迎来风云变幻的命运。
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毫无知觉。
出自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