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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头条/武汉

没有不被商业塑造的城

【图说：《武昌汉口鸟瞰图》（清1739-1862年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外界认识武汉，主要是通过这“一个半人”。

一个是方方和池莉。她们都是武汉最能拿得出手的作家。不过两人都不是在此出生。前者江苏南京，后者湖北仙桃，还是仙桃一中的著名校友，但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和武汉息息相关，至今她们也生活在武汉，而她们的作品，也大多围绕着武汉人的鸡毛蒜皮而展开，在勾勒出武汉历史图景的同时，描述出了武汉的日常人生。

《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刀子嘴，菩萨心，含辛茹苦却把儿子养成白眼狼；《生活秀》中的美丽女人来双扬则是婚姻不幸、亲人相争，但孤身一人活出了侠女范儿，帮弟弟打点餐馆，帮妹妹还钱，供侄子读书……

它们在改编电影之后，前者成全了颜丙燕演技炸裂，后者则让陶红成了第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让人加深了对武汉“烟火气”的理解。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平凡而庸俗的日常中，忙忙碌碌地讨着生活。辛劳，坚韧，而又脾气暴躁，嘴巴从来不饶人，一开口，不是脏话，就是让人觉得像在骂人。天不怕地不怕，“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

就像易中天写武汉，“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

即使如此，易中天也对武汉充满着感情。在他看来，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事实上，也正是通过他，让外界对武汉产生了另外一种观感。不过，因为出生在湖南长沙，成名在福建厦门，他算不上正宗的武汉人。但是自1978年到1992年，他有着长达十数年在武大求学和任教的经历。饮过长江水、吃过武昌鱼，让他也算得上是半个“武汉通”。

正是在自己那篇写武汉的文章里，易中天提到的武汉是“大”武汉，而不是小家子气的武汉——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除了特快列车在武汉一个市就有可能停两次，它还架起了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

甚至，根据《吕氏春秋》中所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易中天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因为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这也让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地利。

而且，有着"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武汉，有着气吞山河的气势，相比而言，开封太开阔，成都太封闭，杭州太秀气，而南昌、长沙、合肥则气象平平。

这样的武汉，不免让人向往。这样的气度，也曾滋养过易中天，让他日后有机会走上了《百家讲坛》，并写出了《易中天中华史》等煌煌巨著。

但让方方至今犹感慨的是，有着无数优势的武汉，过于认同自己的“俗文化”，几乎放弃了“雅文化”。

而易中天也在这里没有守候太久，等他登上央视的讲坛时，已经离开武汉十数年了。

“矛盾”的大武汉

今天，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离武汉投厦门，易中天的说法是，武汉暑热难耐。这其实是个借口，但听上去倒挺合情合理。

武汉，是中国有名的火炉之一。不管是四大火炉，还是十大火炉，都有它的位置。这跟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长江从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然后又拐向东南。可以说，整个武昌的头上都压着一条长江。

古时讲，山南水北为阳，而武昌的位置只能属阴。一到冬天，西北风便带着长江以及汉江的水汽，扑面而至。所以，阴冷。而到夏天，需要有风的时候，武汉市内诸多的高山——汉阳的龟山（原名大别山，后又称鲁山），武昌的蛇山，还有武汉大学内的珞珈山，又是天然的屏障。

结果，南风吹不进来，武汉真的就热成了烤炉。热起来就天昏地暗，经久不息。武汉，武汉，感觉就像说“捂汗”。

在这样一冷一热，比较极端，很难温和的气候下，武汉人没办法让自己温声细语。所以他们的人生不喜欢假装，也不太讲究。外人不容易下口的热干面，被他们当成美食。一到夏夜，满街的凉床上，便是白花花的大腿。

【图说：武汉人把游泳称作玩水】

但得承认，这不是他们故意想这样。相反，往好处想，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容易培养出战斗和不服输的精神。

在湖北大地上，一直流传着“不服周”这样的俗语。外人在挑战之前，常问“你怕了吗”，湖北人喜欢给你扔上一句，“你服不服周？”对方如果更牛，“老子就是不服周！”把球就这样给硬踢了回去。

不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你自然意会不了这句口头禅的精妙之处。其实，它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湖北包括武汉，是楚人的地盘。熊绎则是周朝诸侯国——楚国的始封君。在易中天看来，“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所以，尽管为周朝的开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在论功行赏时，熊绎只得到了“子”爵，排在其前的还有“公”、“侯”、“伯”这三个爵位。此外，他不仅被嘲笑是“楚子”，还被安排去看守火炬，堂堂诸侯，犹如奴仆。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成功地激起了楚人的同仇敌忾。自楚君熊渠开始，就高喊着“我就是蛮夷怎么着”而东征西讨，在占领各个要地之后，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要知道，王在当时只有周天子可称。

更牛的还有楚君熊通，他自称武王，公然建立楚王国。到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更是让楚国强盛一时，甚至因追击战败的陆浑之戎，一度陈兵周都洛阳。周天子派人去犒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鼎在当时意喻天子的权威，庄王此举，有取而代之之意。

【图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歌剧《楚庄王》，看出湖北对那段历史的自豪】

也正是伴随着楚国的崛起和日益发展，当时的周王朝日薄西山、由盛转衰。尽管历史已经远去，但楚人“不服周”的传统自此流传下来。它绝对不是“它强任它强，轻风拂山冈；它横任它横，月光照大江”，而是你越强我越不服气不服输，你越强硬我越要比一比，就不信你比我强。即使一时失败，也摧残不了他们的信心，尽管秦灭六国，但楚国人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只有了解武汉人的脾性，了解此地的“不服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个具有烟火气的城市，会出现张之洞这样的政治强人，会响起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会发生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端之地，还会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立于潮头，创办了武汉光谷。

即使每个女人都活成李宝莉、来双扬，但在庸常中也一定会有一些刚硬的反抗。

进而理解，武汉为什么会成其为大武汉。

商业文明造就辉煌

对武汉来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自己近代“城生”形成的最关键一段时期。因为汉江改道了。

早先汉水自秦岭南麓逶迤而来，流经陕西、河南，然后在龟山之旁入江，时称鲁口。期间，其入江之口多有变迁。直到成化改道，它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入江口。

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改变，那就是汉阳被一分为二，此前，汉口还只是与汉阳连在一起并隶属汉阳的荒州，也因此析出，并因沟通长江、汉水，以及洞庭湖三大水系，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巨大运输潜力的港口。

【图说：1969年《武汉市街道图》】

此时的中国，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口刚新生，便赶上了好时候。

很多陕西商人顺汉水而下，然后到汉口中转。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也逐渐在此聚集。

到清嘉庆年间，汉口已经发展成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一。从此便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以至于“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前只有武昌、汉阳双城的武汉，渐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之势。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三月开埠。不说不知道，当年的汉口有英、俄、徳、法、日等国在此开辟租界，多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

这也让靠近汉水，又是汉口巡检司所在地，并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长街——汉正街（又称官街），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一条街。

今天谈起武汉，除了烟火气之外，能想到的，一定是码头文化。当楚人的传统精神融入进近代商业文明，或者说，近代商业文明遇上了楚人的传统精神，两者不禁碰撞出了火花。码头上的船来客往，让武汉的人群构成更多元，也进一步打开了武汉的视野，和胸襟。而风里来浪里去，也让武汉变得更冒险、更拼搏，今天，武汉喊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也并非没有根由。不过，它也让武汉人多了一些小市民式的精刮，以及打码头的江湖习气。

让武汉更为之一振的，还在于老乡张之洞的督鄂。他从52岁的壮年，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干到了71岁的暮年，正可谓把自己最宝贵的最有经验的“青春”，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他创建的汉阳铁厂，更是推动了武汉地区的工业聚集，以及早期的城镇化，与此同时，为了“练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湖北枪炮厂和织布厂也一并创建。正是在他的大兴洋务之下，受地理和环境影响，自古以来便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以手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没有一家官办或民营近代工厂的武汉，开启了近代化转型之路。

至于汉口，更是成了京汉铁路（卢汉铁路）的一端。这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之所从粤调鄂，也和自己“要想富修铁路”有关。他曾陈述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其中有“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当然还因为“不近海口，敌不可资”。

随着1905年11月15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它帮助武汉打破了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自此迈入了火车时代。

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道：“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图说：被江水和政治强人一起改变命运的汉口】

一时荣光焕发的武汉，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政治巅峰”——北伐时曾成首善之区，地主逃难时有“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后来在抗战期间，又当过几天战时首都。看上去，武汉似乎真的有了当这个国家首都的气象。

似乎终究没有变成现实。新中国的首都选择在北京。不过武汉也一度成为直辖市。湖北省的省会也没有搬迁。最后，直辖市机关在汉口，省会机关在武昌。两个机构在一个城市，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但到1954年，这个直辖市的名头被撤销，武汉重回湖北省省会。再后来，武汉变成计划单列市，很快这待遇又取消了。

易中天曾将武汉的命运归结为“得天独厚，运气不佳”，首先是国运不佳，打断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其次是四通八达、九省通衢，在和平时是左右逢源的优势，到战时便变成了易攻难守、腹背受敌的劣势。

所以，让易中天感叹的是，尽管和南京、重庆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即使新中国成立让武汉有了新生，但改革开放之后，产业由沿江向沿海的转移，依旧让武汉脱离了主流的视野。

但在这一时期，不服输的武汉还是干出了一些亮色。当年货如流水的汉正街，冒着“计划”的大不韪，在“一百单三将”的坐地吆喝中，于1979年创办出了人流鼎盛的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之路。据说，那个时候全国人民脚上穿的袜子，80%都出自汉正街。

此后，全国小商品市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像知名的沈阳五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步汉正街的后尘。这让当地的《湖北日报》在报道汉正街时，颇为自豪地引用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但更多的时候，武汉就像进入了那特色的夏天，让人昏昏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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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大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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