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招聘(50岁离开出版社创业)-龙华富士康内部推荐

文/程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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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做书20多年，50岁的时候，这位“老编辑”离开出版社，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品牌。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第四集《出版人的日与夜》也即将播出他——“出版界的吴彦祖”的故事。

到2022年为止，杨全强做书已近22年，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简称“江苏人民社”）到南京大学出版社（简称“南大社”），再到之后主持河南大学出版社（简称“河大社”）的上河卓远文化。几经辗转，最终于2020年下半年他创立了新品牌“行思”。

年轻时的杨全强

20年来，杨全强选品与做书的风格并没有太大改变，唯一的变化可能在于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体制内出版社，独立做书。

一年后的现在，行思团队成员已扩容到10人，出书16本。选题方向一如既往——专注社科人文、文学艺术、文化生活，同时，也不时推出国内原创作者的作品。

《三只忧伤的老虎》《小说机杼》《一间中国的房间》……行思出的出书品种不算多，但几乎都收获了业内与业外的高评价，销量也较为可观，品牌一直稳步成长着。

有不少人感到奇怪——是什么让一位从业已久的“老编辑”选择离开体制内，独立做书？而在出版业变化频出的当下，行思又有何生存之道？

一位“老编辑”选择“独立”的理由

对书感兴趣，是杨全强从念研究生时开始的。他读的是世界文学专业，受专业熏陶，加之对学术的兴趣，自然而然关注起各大出版社的学术图书，文学、人文社科、哲学，都在他的涉猎范围内。读研三年，杨全强成了南京先锋书店最早一批常客中的一位。

读研究生时的杨全强

在读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黑皮书系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以及多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他渐渐有了投身出版业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出这样的书。

“我想，我肯定是要做出版的。”他说。

所以，学世界文学出身的杨全强在毕业时放弃学术之路，选择来到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闻名国内学界的江苏人民社，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

从1998年到2006年，他先后在江苏人民社旗下的《光与影》杂志编辑部、图书编辑部任职，策划出《鲍勃·迪伦回忆录》《草莽艺人》《潘金莲的发型》《政法笔记》等书。随后，于2006年转至南大社，策划“棱镜精装人文译丛”“精典文库”，以及《南京人》《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致D：情史》《刺猬的优雅》等备受瞩目的系列丛书和单本书。2013年，再次辗转到河大社做副总编，主理图书品牌“上河卓远”。

与当时大部分追求稳定的编辑们相比，杨全强就像是一只无脚鸟，眼里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风险”与“事业前途”。他笑称自己的辗转来自出版工作的“七年之痒”。“可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会很安全、舒适，但在同一个机构里做久了，难免需要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还有令人生畏的人际成本。”对于此前的种种成绩、做出的本本好书，他也毫不留恋。

“书做完了，就是完了。”在杨全强看来，编辑对一本书远没有别人以为的那么重要，“文本的价值，和它日后能留传多久，它未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我，而在于文本本身。”书是作者的书，并非编辑的书。他做编辑的快乐，是自己出于个人趣味发掘一位作者作品的价值后，这部作品又被很多读者所接受、认可与喜爱。“有效传播”的过程对他来说是愉悦的，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惊喜。

20年间，这份对做书的感情从未褪色，它早已成为杨全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谈及离开上河卓远转而创立行思的原因，他给出的理由看似平淡，却也坚定，“因为种种原因，2019年后上河卓远已处于停摆状态，当时我要是留在河大社，就需要去开封或者郑州，这对我来说一是有现实难度，我的家在南京，而做书这件事，还是北京环境更好。”

“出版是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为了这个念想，告别河大社与上河卓远的杨全强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业内朋友成立了“行思”。

“行思”一名的灵感，源于他曾读过的一套名为“Thinking in Action”（《在行动中思考》）的书，“是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那个系列的书很好。”杨全强说，“当时我对中译本上‘行思’文丛的字样有较深印象，就跟朋友说，‘干脆拿这个丛书名的中译来做我们品牌名吧’。”

就这样，几名资深出版人做的独立出版品牌名，便以这种看似“随意”的方式被确定了下来。

新品牌招徕“新编辑”

得益于在业内倘徉多年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与人脉，行思的开篇还算顺遂，往来都是此前有过合作的纸厂、印厂、版权代理……同行之间的继续合作自然有较高的信任基础。

现在，行思的团队已有10人，编辑、营销、版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排版、设计和发行则大多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完成。

杨全强在团队里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更像“前辈”，他以放手的姿态引导年轻编辑们前行，找到自己的做书方式和方向。无论是选题会上的讨论，还是编辑与设计师间的沟通磨合，他虽参与其中，但基本不过分干涉，只在必要的时候提点意见。

“我想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书会是什么样子。”相比从业已久的自己，新人或许会有更多创意与想法。“以前我什么都管，现在尽量能不管就不管了。”

这一想法的延伸，促成如今行思的新人编辑占比高达半数以上。这对一个刚成立一年的独立出版品牌难免有些冒险。也正因此，行思在招聘时颇费思量。他们一方面看应聘者所学的专业是否对口，另一方面会在面试和试用期期间，充分了解对方的实际能力、做事方式，以及对书的基本感觉等。

但磨合并非易事。

“像具体案头工作的磨合就会比较慢。”杨全强说。新人初上手，缺少审读、加工书稿的经验和敏感性。这时候，就需要“同事看一遍，我再看一遍”，然后再各自对稿子的处理进行具体交流。

案头是杨全强最看重的编辑素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要求图书编校质量的规定与文件，在他看来，都是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最低要求。从审读、判断、加工稿件的准确性要求，到改稿尺度的把握等多个方面，无一不需要编辑细致、耐心，而且还不能“死抠”辞典。此外，对书稿质量的判断力也很重要，如何挖掘出有实力的新人作者，让一本有价值的书不被蒙尘，都考验着编辑的“眼力”。

数年前，曾有人叫杨全强“杨师傅”，也许正是因为感到他做书时的态度形同一个手艺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木匠在好好做家具”。现在，他又把这个“木匠素质”的要求寄托在了新人同事身上。他希望行思中的每个编辑在未来都“案头能力特别强”，有眼力，还能有“自己独特的趣味”。

因此，行思每个月都至少有两场非正式座谈交流会，编辑们可以在会上尽情交流出版，或聊手头的工作进展，或是自己遇到的问题，相互分享经验。实质上，这也算是新人培训课了。

编辑们走访书店

以务实的心态做理想的事情

除却座谈交流，行思每个月还会开一次选题会。

他们追求形成自己的做书风格与符号价值，为达到这一目标，编辑的选题标准首先看重一点——文本价值。综合一本书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后，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品牌的整体收支情况，进而确定哪些选题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需要优先做，哪些可以押后做。

杨全强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也不认为自己多富有文化情怀，做一本书必定要先考量其市场受众。他说，“我可能是以一种务实的心态和考量在做一件看起来还满有理想的事。”

但他的“务实”，不是指要做大众向的书，也不追求图书畅销百万。“它（社科人文与文学艺术领域）的读者群就这么大，哪怕有本书只能卖5000册，只要它很有价值，这5000个读者觉得买得值了，那我就会做。”而且在他眼里，读者群就像是一潭“活水”，总会有新泉注入，从长远来看，这些冷门书也一定能等到更多读者。出于这个理念，在总体财务平衡为目标的前提下，杨全强会尽量给编辑自由，允许他们去做一些短期内经济收益不那么明显的书。

除却价值考量外，行思的选题标准还对准了“一流”，一流的作者与一流的文本。如果说英、美、法、日等国的一流作者、作品已被大部分出版社瓜分得所剩无几，那么，行思便将目光投向尚未有很多出版机构涌入的东欧、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

2021年7月，行思出品的《三只忧伤的老虎》正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小说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代表作。这部早在1968年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63年后，终于与中国读者见了面。上世纪9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其实就曾有引进、翻译该书的想法，但由于翻译难度太大，最终不了了之。这本书，杨全强还是从作家孙甘露那里得知的，“孙甘露老师对文学品质的判断，我肯定是相信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三只忧伤的老虎》的版权买了过来，并邀请曾译过《百年孤独》的年轻学者范晔担任该书翻译。

《三只忧伤的老虎》独特的叙事风格、实验性极强的文本游戏，以及独具风格的版式等，都要求译者和编辑反复打磨，仔细斟酌书中的字字句句。

读者在《三只忧伤的老虎》勒口上进行手绘

该书上市初期，行思联合联邦走马制作了《三只忧伤的老虎》的限量套装，还推出精酿啤酒、“三只忧伤的老虎”玻璃水杯等商品。到了2022年年初，又与当下大火的内地民谣乐队“五条人”线上演唱会达成合作，在其线上演出的中场休息时，进行抽奖赠书活动，也算出尽风头。

“五条人”线上音乐会中场抽奖赠书活动

截至今年1月，《三只忧伤的老虎》销量已达数万册，成为行思的代表作品之一。

另一部代表作，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十周年增订版）》的出版过程相比起来要顺利得多。杨全强很喜欢伍德，对方解读文学的独特视角令他印象深刻。短短一年间，行思已相继推出詹姆斯·伍德的《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不负责任的自我 : 论笑与小说》等6部文学批评著作，并全部实现重印。

品牌成立的第一年，他们的图书重印率接近50%。

在品牌推广和营销方面，行思也不断组建着自己的新媒体矩阵。目前，已有微信公众号、微博、微店、B站官号......他们会围绕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领域制作短视频，虽然人手精力有限，B站的视频也只发布过两个，但这两条视频已在十数天内吸引来3000粉丝，视频播放量过万。未来，他们还会在新媒体方面继续加大内容的更新力度。

此外，众筹也被列入行思2022年的计划清单中，杨全强想着至少会选择推进3到5种书。“2022年，维持好我们的自营媒体，把书做好，线下活动该做就做。也努力发掘一些新人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写随笔的、搞学术的，都会关注。”

行思的生存之道到底是什么？

他们认为图书都应具备长远价值，因此绝不以社会热点作为策划选题的参照，杨全强说，“话题是暂时的，但书不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考虑做书的基本经济效益，注重维护、管理图书版权，以保证工作室能够稳步运行。

杨全强用“趣味”“品质”与“广度”三个词来描述行思的做书风格，而这三个词，其实亦可形容一个人的生活。他曾把出版视作“理想生活”，现在，他看似实现了这个梦想，并与一群年轻编辑一起共同打造属于“行思”的价值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