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车司机招聘个人沙场(古浪)-郑州富士康招聘信息

一、王宝堂：武威做麦客

麦客，农民工的一类，指的是替别人收麦子的打工者。多出现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以甘肃与宁夏居多。麦客利用自身体力与时间差赚钱。每年六七月份，一些地方庄稼成熟，一些人家缺少人手收割庄稼，这时山区农民就纷纷外出，拿着自家镰刀，穿着简易服装，前去帮助收庄稼，好赚取点工钱来养家糊口。

麦客最反感最担心的是遇到下雨天，因为这样就不得不呆在屋中，失去了赚钱的大好机会；但麦客也不喜欢朗朗晴天，那样会汗如雨下，艰难异常。如遇到阴天，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既可干活，又不吃力，非常惬意。麦客收麦子很卖力，因为干的是包工活，一亩地收完给多少钱是事先说好的事情，早完成早拿钱，谁还愿意偷奸耍滑？！因此，麦客干活有点“赶”的感觉，一家活干完马上转战另一家。十几天后，庄稼就会被收完，想干也没活可干了。

麦客去的时候充满期待，干活的时候心急手快，回家的时候脚步轻松，会给媳妇买上新衣服，给孩子买上新玩具，给家里老人买上点好吃的，也给自己买点好烟好酒解点馋。到家后，休息几天，自己庄稼也成熟了，新的劳作又开始了。

儿时的记忆中，村上人会去武威、民勤收割庄稼。那时，村上不通车，需要先走到十八里铺或横梁山，再坐车去威威、下民勤，一路风尘仆仆。到了目的地，会去固定地点，等待被人雇佣，然后讲好价格，直奔地头，开工干活。六月的天，炎热无比，汗水不断，穿的衬衫会被湿透，拧一拧就会留下水来。在收割机没有普及之前，村上人通过做麦客，会获得一笔不小收入。

我初中班主任王宝堂，毕业于武威师范学校，教授语文，写的一手好文字，为地方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也做过麦客，故事里有辛酸非同一般。

“开龙你好，这几天有事出去了几天，下而给你说说我曾经去武威做麦客的事。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74年，我刚高中毕业，和你的爷还有路开甲、窦殿云四人，天刚亮从家里出发，每人带了二尺布票和一元钱，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十八里铺火车站，在等车的间隙，扯了三尺白扣布每人缝了一个布袋，等扒上火车到了武威截河坝车站下车，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在候车室蹲了一晚，候车室挤满了人，都是去收麦子的。

第二天天刚亮从截河坝车站出发，一路边走边打听，终于在下午四点左右，在武威洪祥公社天泉五队找到了割麦子的活。队长安排我们在一户人家吃了晚，当时每人吃了四、五碗面条，因为接近两天没有吃饭，觉得那顿面条格外香。吃完饭就急急忙忙下地割田。因为当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从来没拿过镰刀，更不要说割田了。他们三人割我一人用稻草绳捆，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捆不完，他们只能两人割腾出一人帮我捆，捆完后继续割。

夏天的武威天气非常炎热，每个人浑身上下都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头到脚大汗淋漓，但也顾不上擦，只能头不停地摔掉汗水，能睁开眼就行。每天天刚亮下地，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中午吃完饭就下地，这样我们四人割了十天，每人挣了四十五斤小麦。

当时的四十五斤小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知足了，用它可以解决家人好多天的口粮了。第二天一早背小麦回家，中午时分到了截河坝车站，扒上火车到十八里铺车站下车，在车站休息一晚，第二天赶早起程，晚上十点多到家。回想当时的情景真让人心酸。

二、张靖元：车子重得驴都拉不动

在西北地区，青壮年农民在劳作之余，会去砖出砖厂打工，叫“出砖”。砖厂主要集中在宁夏中卫、武威、金昌与古浪县大靖镇周边地区。开办砖厂对选址有一定要求，要临近城市，这样便于运输产品，节约成本；所在地土质要好，适合加工砖块。打工者一般选择熟人介绍或朋友承包砖厂，这样容易拿到工资，不至于被欺骗或者拖欠，那样等于白干。农民是白干不起的呀，家里用钱全指望出砖。在砖厂，最苦的活是“装砖”，也就是把土块制造的砖坯子摆放在窑里边，因为里边气温太高了，实在难以承受多久。但既来之，必须忍之，不得不咬着牙干。实在扛不住，就赶快跑出来，喝上一壶凉水，算是降温，然后再返回去，如此重复。

在老家，我的一些父辈和亲戚都有过砖厂打工经历。春节一过，他们就会互相联系：“今年有没有砖厂要人？”有人会说：“有。我前几天问了，大靖要呢。去不去？管吃管喝，一个月3000”（现在没有一万元月工资的话，基本没人前去）。也有的会说：“中卫好。走走走，我们一起中卫走。”三言两语之后，一年的打工岁月就拉开了。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城市建设热出现，加之土地财政因素、大量开发商与炒房团的介入、进城人口刚性需求拉动（即必须有房居住），房地产如火如荼，对砖的需求量很大，砖厂打工者收入往往不菲，但其中艰辛也不小。我老家邻居张靖元就在砖厂干过。

1991年前后，我跟随张天山、张天河几个叔老子，到肃北县打工。他们在那里承包了草原种草，我就前去帮忙。平时住在县城，县城不大，没有几座楼房。干活的地方不远，我们坐车去。住在那里，几个人一间房子，没有煤炭取暖，烧的是柴草与死掉的树木。烟很大。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值班与干活。夜晚，没有人说话，没有事干，急得很。外边，骆驼不停叫唤，风在呼呼地刮着，有点害怕。

我在草原上干了两年。回来的时候，先坐车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到十八里堡，没有车就走到黄羊川再到四道岘。

接下来，就是到中卫出砖。砖厂的活苦的很。一天一个人要送1000多斤的砖，人拉着车子，吃力呀。车子重的驴都拉不动。但有什么办法呢？好在距离不太远，也就是200米左右，拉过去以后休息休息，再来。

还有就是窑里边热得很。温度在40度以上，实在热得受不住了，就赶快跑出来，喝凉水，再进去。汗流如雨，衣服都湿透了。

有时候又冷的很。有一年，我们去了永昌出砖。那里不热，九月就开始发冷。我们干了一个多月，在街上理了发，就回来了。

现在出砖就轻松多了。有了电车，人不再拉车子了。

外出打工不容易。那是1998年吧，我们四道岘几个未婚青年窦举科、李良恤、那福合、那玖娃，还有外地的几个人，一同到宁夏中宁余丁砖厂打工。有一天下午，吃完饭，到余丁街上喝了点酒，喝完以后有几个打台球，我和那福合打游戏。正玩得开心的时候，窦举科的外甥张巨跑来，说：“打架了！”，我和那福合过去一看，是余丁街上的几个地痞在跟我们一块的吵架，一问原因，才知道是台费问题，李良恤和张巨说打完再给，可能是说的话大了，地痞就打他们。最后人家把台球室门关上，我们去劝架，结果惹祸头子李良恤早跑了，挨打的是那玖娃的舅老哥和那福合。我赶快给我们老板打电话，让他过来。老板也是个大地痞，来后把那些小地痞全打翻在地。最后，我们每人要了四百元的医疗费。我在劝架中也让那些家伙们的菜刀伤了一点轻伤。可是，惹祸的李良恤跑了。

我现在在青海格尔木做装卸工，活不苦。就是搬卸塑料袋，里边是食品、布料、皮鞋、衣服之类的东西，不是很重。有活的话，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就出去干活，没有活就呆在房子里休息。

三、杨洋：在青铜峡闯江湖

农民，外出打工，依靠的多是力气。好在自幼长在山里，身体健硕，农民最不愁的，是没有力气。去做装卸工，就是倚仗力气吃饭赚钱的方式。常见的工作是搬运水泥、钢筋、面粉、煤炭或者粮食，反正需要有一把力气。没有力气，或者力气不够，包工头是不喜欢的，同伴也会受到牵连，吃亏，因为他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再来帮你，无形中多了一份负担。远离了熟悉的家乡，远离了繁华的都市，做装卸工的日子是单调的，往往难有娱乐，只好通过打麻将、喝酒来消遣闲暇时光。装卸工的伙食倒不差，甚至比老家要好，有肉，有菜，有汤，花样也多，但装卸工很苦，工作量大，环境脏，有的地方有污染，灰尘刺鼻，对身体不利，不过赚到钱是第一位的，谁真正在乎烈日、汗水与尘土呢。

老家的人，多去青铜峡做装卸工，因为那里有本地人做老板。人熟好办事，大家都放心。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夹皮沟的杨洋，就通过做装卸，一步步起家，做起了老板，成了现在的“杨总”。

“1989年，我初中毕业，17岁，开始出去打工。家里人不同意，我就偷偷出去。那天早上，姐夫王勤堂要开车去峡口，我就起来去追，结果车没有赶上，我只好走到峡口，住在他们家。第二天早上，早早起床，走到大靖，坐上去宁夏的车。不料，半路车坏了，我们只好走到火车站，扒火车到中卫。到达的时候，天黑黑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做班车，第一次坐火车。

当时，没有钱，我背了些馒头，带了一双旧布鞋，还有语文和数学书。想看看，好好学习。谁知，以后再没有去学校上学。

到了青铜峡，我就开始打工了。在厂里抬水泥袋子。我力气小，抬不动，有个人骂我，被我打了。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一个小孩子，胆子这样大？我就是这样。

厂里的人很多，都是我们周围的，有四道岘的，有打拉水的，也有黄羊川的。一共130多人。工资不是很高，但也不低，一个月80多块钱。当时，娶媳妇存的彩礼也才800元。

后来，我就自己开始干了。1998年买了一辆车，1999-2000年买了两辆，每辆车6万元。2003年买了一辆装载机，开沙场。现在车很多，前前后后花了200多万。

有了钱，我也就有了资助和帮助别人的资本。原来有心无力。这些年，只要微信圈出现的，我都资助，王尕堂媳妇200元，刘清元200元，单华文200元，张平元媳妇200元，窦元科200元。我还帮助一些人学会驾车，帮老家里培养出来的汽车司机有陈宗海、石城的李永春、胡麻山的李兴泽、永丰滩的陈宗学，装载机司机有武威的李科、张生奎、杨泉、王开俊、张明元、七栋台陈国权，等等……。我在他们身上也付出了代价的。刚学手，需要废车和废油。这些都是钱。”

童年伙伴相聚于大靖青山寺（左一为杨洋）

在宁夏首府银川汽车站南门广场（图中人物有夹皮沟的张海元等）

四、米登瑞：沙漠中去捡头发菜

发菜，也别称为“头发菜”，外形和头发酷似，较为细长，黑色，实际是一种藻类，多见于西北干旱区沙漠地带。发菜具有较好营养价值，可用于做菜或馈赠。发菜和“发财”二字同音，因此颇受沿海地区富人阶层青睐，这使得发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农闲之余，老家人会去沙漠捡拾发菜，然后从大靖贩子或者“回回”（指回族）贩子手中换取人民币，但很少有人靠此发菜，若能平安归来，再换得几个零钱就甚不错。米登瑞，70后，为捡拾发菜者之一。

记得我当时是14岁吧，就跟着我的姐姐米登梅和姐夫冯泽，还有簸箕弯的吴洋、蔡竹姐等二十多人，坐着胡麻山我张奎文姐夫的五五挂车，到景泰县附近的上沙窝拾头发菜。

我记得当时策划了十天左右。早上天还不太亮就出发，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才到达目的地沙窝。

到沙窝以后，就在避风的石崖下面睡觉，吃水要到三四里外的地方去用塑料桶背回来。到了打水的地方一看，就是一个天然的水坑，骆驼粪、驴粪、羊粪水坑边上都是好大一层，没有办法，附近再没有合适的水源，只能装上背回来做饭吃。

早上天刚亮就起来去拾头发菜，因为早上的发菜有点水份，用钢丝做的挑针挑发菜不会断，等天热了就不好拾了，发菜干，容易断。

在沙窝拾了十四天发菜，按照约定，张奎文姐夫就开车去接我们回来了。我拾的发菜卖了32块钱，到大靖我买了一套书，叫《薛仁贵征西》，花了十八块钱，给张姐夫付了来回好像是十二块钱的车费，上下到大靖吃了两顿饭，然后就没有剩钱了。

这就是我拾过发菜的经历，我买的书到后来我们村上好多年龄大的都看了，最后那套书被刘锡选姑爹借去，没有再要回来。

有一次，四道岘拾发菜的人除了车祸。在大哥大回来的路上，车翻了，一些人受了伤，司机赶快把人送到大靖医院。幸好没有大的后果。

我的拾发菜经历虽然艰苦，但还算好。阳屲滩的杨小红他们就有点背。到了沙漠，会遇到附近村庄的几个打砸抢破坏找麻烦。那时候，拾发菜的人挨打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杨小红在群里说：“天气晴了笑哈哈，天气阴了想爹妈，爹妈忙在家，回家到大靖，饭馆门上香喷喷，左摸右摸无一分，只好坚持到回家。

五、李滋春：临河工地上，糖宝的手险些没有了

中国的城市化在快速推进，各地的城市在快速发展，城市里的房地产在扩张，但高楼大厦的崛起离不开农民工。远离亲人的他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用种庄稼的手筑起城市的繁华，用血汗血泪撑起城市的高度。但他们不是城市的主人，房子由他们盖起，却很少有人住得起，有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各类发现于意外，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他们为家庭筑起了希望之巢，为国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回首那个夏天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去复读继续深造，回到家乡四道岘，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将全家搬到百里外的海子滩。经过十年拼搏，过上了一个能吃饱肚子和穿上衣服的日子。这时，由于孩子上学花钱，梦想着经商致富，但缺乏资金的无奈，使我有了到外面打工挣钱的想法。

记得那是2002年5月，我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北上临河打工。干活的地方为建筑工地，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楼房，因老板是我舅子哥，我干的活相对轻松，脖子上挂个哨子，手拿小旗，是指挥塔吊卸砖卸灰的。早晨七点上班，所修楼层的山墙、隔墙、后墙旁到处站满了戴安全帽的工人，大约五六十人，干的都是包工，按每人砌墙的砖头数算工资。大工们早已站在架子工搭好架上，手拿白线、坠子、尺子比划着，小工摆弄灰斗，整理码砖的空间，侍弄倒灰的灰盘，但他们内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行动上，随着塔吊有节奏的嗡嗡声，左右摆都，提起下落，跟着我的哨子声与旗子所指的地方，从东到西挨着墙卸砖卸灰；这个次序不能乱，按塔吊供料的次序，小工麻利的向架上码砖倒灰，大工敏捷地拿砖块按拉的线抹灰按砖。一整天里，我奔波穿插在砖、灰、墙、架杆之间。哨声响处，塔吊吊着砖笼或灰斗上下飞窜于安全緑网相隔的两重天之间，笔直的砖墙在工人们高频率的运作中层层加高。

辛勤而又枯燥的工地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煎熬着，气温随着盛夏的来临越来越高，潮起潮落的民工潮要退了，七月份要回家收庄稼了，民工们越来越少了，最后，工地只剩下七八个人，是前几日刚高考完的两个学生，三个本地媳妇，还有一个定西人，具体啥名不清楚，全工地的人都喊他叫糖宝，他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不善言辞，胖胖的，经常穿一条宽的迷彩裤子，上身穿破旧的带有几个破洞的衬衣，四方面孔，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早晨我们吃两个小馒头，他要吃三四个，吃饭更是津津有味，端个大瓷缸，盛满猪油炒的菜拌面，蹲在屋檐下吃的很爽又很香。一个宿舍就住他一人，因为他长期不洗脚，在炎热的夏天满屋子一股脚气味。

该上班了，我带领他们七人到工地，由于工人回家，交工时间迫切，要加班加点干，这几日的工作是楼顶上铺炉渣，技术员和我在楼顶女儿墙上打了高低不平的墨斗线，以便摊开的炉渣顺着出水口形成不同的出水破。我和两个学生在楼顶铺塔吊吊来的炉渣，糖宝跟三个本地媳妇在地面用铁锹向料斗上炉渣，因塔吊司机看不清六层楼哪边的炉渣堆，我还要站在墙边指挥其作业，等他们上满炉渣起吊到楼顶倒下，我们三人按画的线平整的摊开。随着塔吊嗡嗡声有节奏在安全网内外起落，我们机械性地操作着，夏天的日子是那么的漫长，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汗水湿透了衣衫。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老板说了，今晚上大夜班，要连续作战，赶着把炉渣上完。于是，匆匆填饱肚子，在骄阳似火的阳光下继续干活，日子点点地在酷热中打发着，将近日落，满天蚊子飞舞，不时有蚊子亲昵手腕处，脚踝处，奇痒难忍；到午夜两点左右，气温渐低，但睡意正浓，我依着墙头仍旧指挥塔吊在夜空中上下窜动，整个作业区碘钨灯照的如同白昼，嗡嗡嗡料斗又起，快到三层楼高时，我看见料斗处有一白色物体，又听人喊话，定睛一看，料斗旁系着一个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给塔吊司机连做手势，将料斗下落。我们迅速从楼梯安全通道下来，看到糖宝蹲在地上，全身颤抖，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手指间鲜血直流，白衬衣袖子被塔吊钩子撕去半截，看到我们下来，他还哼哼傻笑，原来，他挂塔吊绳钩时手没去掉，手腕夹在绳与灰斗之间了，真是虚惊一场。

自那年打工回来，我在海子滩镇街道开了一家农资店，一直经营到现在。但每当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些事，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李滋春写于2019年9月8日晚

六、刘会元：兰州打工时孽障得很

在中国，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和家乡，到城市打工，寻找短暂的就业机会，依靠劳力换取收入，然后在秋冬季节回家，收割庄稼，过年，再出去，再回来，如此周而复始。早期的他们，被一些经济学家唤作“盲流”，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期被称为“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在城市做着工人，具有双重特征。他们在城市中和乡村之间来回摆动，如同候鸟。为了一家人生活，他们在城市忍常人所不能忍，吃苦耐劳，留下一个个辛酸的故事。刘会元就在兰州感受到了打工不易。

我第一次出门的时间是18岁，那一年，我在家闲着，有人前来找我，说要去兰州打工。我说可以，看看走。一起去的有七八个人，有阳屲滩的米登山、胡麻山李发红的大儿子、王树华。大伙先坐车到古浪，又坐火车到天祝县，从天祝坐车到了兰州。走的时候每个人背着一袋面粉，30斤左右，还有洋芋，给自己做口粮。

我们去的是一家建筑队，做小工，搞搬运。包工头是天祝县宽沟村的聂四。哎，那个活不好干。没有住的地方，我们找了个小区，在别人楼房附近搭了一个帐篷，就住在里边，然后找来几块石头，就是灶台，在那里烧水做饭。每天做法的时候烟熏火燎，楼上的居民被熏得没有办法，他们就骂我们，叫我们走开，后来直接从上面倒水，撵我们走。

最主要的是没有活干。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先找队长，问今天有没有活，队长根据情况做安排，有活的就去干，没有的就只有继续睡觉，或者转悠、瞎玩。

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了，感觉很冷。有时候没有人做饭吃，就吃自己带去的炒面。

有一天，李三才的爹到兰州来进货，购买架子车，他听说我们在这打工，就找上来了。一看这个情况，说：“孽障死了。别搞了。走走走。”其他人还在犹豫，我就受不住了，愿意一起回去。

但是，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路，不知道如何去坐车。他就说：“算了。还是我领你回去。”于是，他带我去火车站，买了车票，一起回到了四道岘。

回去的时候，我干活得到的工资没有领上。我就等。大约是过年的时候，别人说聂四回来了，在黄羊川的一家宾馆，我们就去找他，算账，要了30元钱。那个时候，人还小，也没有感觉到钱少不少，就是喜欢热闹，喜欢玩，觉得也无所谓。

后来，我还去金昌那里打过工，出砖，钱也没有要上。不过数额不大，没有像其他人，挣了几千元钱，最好一分也要不上。

我的家庭比较特殊，爹妈在家，弟弟刘靖元常年外出打工，我就留来来照顾家，照顾爹妈，把两个骡子养好，把庄稼种好。后来，离开了四道岘，到了川区；再后来，是2005年我离开古浪，到了和田，种红枣。来之前卖了自己的房子，获得4500元。

刚开始的时候枣子价格低，收入很少，感觉混不去，想去哈密；但最终没有去。几年以后，枣子价格上涨，收入逐渐好转，每年获得十几万，这样慢慢有了积蓄，买了车，买了房子，又买了些地。

我的儿子女儿也大了。他们都是四道岘出生的，现在一个上了大学，在海南，一个在乌鲁木齐。但前几年麻烦得很，由于课本内容不同，他们跟不上。为他们上学的事情，我求过人，下过话，现在一切都好了。

在和田打工的这些年，我很想家。对老家留恋的很，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回去。这些年，回过两次家，一次是2010年，一次是2013年。都是开车回去，从新疆到武威走了18个小时。

在一起的人不多，主要是古浪县横梁山的几个。

老家的人也来过。你的大舅舅的儿子何玉俊来过。我们劝他，叫儿子来这里找工作。新疆机会多，缺人才。最后成了。

另外一个是丁有文。他在喀什打工，一起来的有丁有权弟兄几个，还有峡口的丁有相，大干沟的张宝庆，尖山的米应城、米应宽、米相文，打拉水的何玉平。有一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回四道岘去。开车去。你去不去？去的话就一起走。”我忙的很，无法回去。但我到了车站，和他找了个地方，聊了半天。两个四道岘的人，在遥远的若羌见面了，感觉很亲热，很不舍，要说的话很多。

作者简介：窦开龙，男，汉族，甘肃古浪人，民族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北大访问学者，研究员。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4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在新疆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财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等做学术报告多次，甘肃旅游规划评审专家。发表论文多篇。非虚构作品《四道岘里的中国》与文学评论专著《崛起中国与文学古浪》即将出版。